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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岳 來源：首席人物觀（ID：sxrenwuguan） 1988年，郭臺銘第一次跨過臺灣海峽站在深圳的土地上時，距離他父親當年匆匆赴臺整整過去了40年。 這位出生在眷村的警察兒子，新身份是臺商。 在當時的深圳，這是帶著光環的身份。1988年在后來被稱為“臺商元年”，臺商在大陸投資建廠的大幕由此拉開。 事實上，在此之前，兩地往來已經暗流涌動——從1985年開始，不乏有散兵游勇的臺商偷偷摸摸跑回大陸，探親或者做生意。政府層面也逐漸松動，1987年，蔣經國同意有條件放開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第二年，國務院出臺了支持臺商在大陸設廠的政策，遙相呼應。 1988年的深圳和郭臺銘是互相需要的。 
圖：1988年初來深圳的郭臺銘（左二） “時間就是金錢”成為深圳精神。這一年，深圳敲響了內地土地拍賣第一槌，掛牌了內地第一家證券公司，尚未成氣候的華強北商業街上，賽格電子市場迎來了第一批淘金客。 這是一座對資本和工業無比饑渴的城市，而深圳的廉價土地和勞動力，也成為郭臺銘們的新機遇——同一工種，臺灣工人的薪資當時是內地5倍左右，于是，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涌向了深圳，以生產塑膠制品、電子元件、運動鞋、服裝等為主。 郭臺銘看上寶安西鄉一處廠房，建起富士康精密組件廠，招了幾十號人，生產電腦周邊接插件。這成為郭臺銘在大陸事業帝國的起點，4年后，富士康在深圳黃田的工廠揭幕。
圖：1992年黃田工廠揭幕儀式 到龍華選址時，郭臺銘拿出偶像成吉思漢當年開疆擴土的氣魄。他站在荒地的高處，對著比人還高的野草叢拍板“看得見的土地我都要了”。 等到1996年6月6日，富士康龍華園區正式投入使用。這座只花了4個月建起來的園區成為“深圳速度”象征之一。郭臺銘后來回憶其中過程： “我們龍華園區的每一顆砂石、除雜草，每一塊磚、每一根鋼筋、每一個地下溝管線，甚至于排水溝的溝蓋都是我們自己做的。當時正好碰上知識青年返鄉就業，很多知青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 這座巨型園區后來建起了100多棟廠房，擁有30萬員工，成為郭臺銘商業帝國在內地的根基。在這個封閉王國里，消防隊、醫院、游泳池、餐館、銀行、網吧……現代城市應有的設備一應俱全。每天，大巴和高爾夫球車穿梭不歇，把流水線上的年輕人們運往一個個目的地。 入夜后，園區馬路上經常會跑著一輛特別的高爾夫球車，駕駛員是郭臺銘。這位每天工作16個小時的超級勞模喜歡隨時停車，去抽查生產線，甚至動手幫工人維修設備。 毫無疑問，他是帝國里最有話語權的“王”。 在龍華園區里，郭臺銘與政府官員的合影被放大掛在顯眼處。而經理級別的管理層需要背誦《郭臺銘語錄》，其中一條是：對任何組織而言，最重要的是領導層，而非管理層。 1 在富士康帝國之外，郭臺銘的話語權也不可小覷。 “富士康科技園北面的朝陽門，大型集裝箱貨車絡繹不絕。據了解，在富士康城的高峰時期，一天經過朝陽門的貨車超過2000車次。為了方便富士康逐年膨脹的出口通關需求，深圳市政府早年干脆把保稅區建到富士康，朝陽門是政府為富士康專設的海關，經過朝陽門的貨車，就等于是已經‘通關出口的外貿產品’。” 富士康在深圳享受的優待，從網易科技2009年的這篇報道里可見一斑。 與地方政府的良好關系，曾經幫助郭臺銘在1995年搞定戴爾這個大客戶。那年戴爾剛進入中國市場，邁克爾·戴爾到訪深圳，考慮在這里和馬來西亞檳城之中選擇一處作為戴爾亞太營運中心。 郭臺銘看中了這條“魚”。他提出可以安排邁克爾與地方政府官員見面，由此換來開車送邁克爾去機場的機會。路上，他又成功說服邁克爾，繞道去了趟富士康的龍華園區。 后來，戴爾就成了郭臺銘的大客戶。 郭臺銘的帝國逐漸從廣東擴張到全國各地，百萬員工分布在江蘇、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這些工廠對于富士康有著不同的意義，比如江蘇昆山偏重顯示器制造，靠近武漢光谷的富士康偏重光通信產品代工，廊坊富士康以手機零部件加工為主。 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郭臺銘和富士康的意義很明了：政績。 自然，這位祖籍山西的臺商成為各地政府的座上賓。《中國企業家》曾經在《郭臺銘的政商經》一文中援引一位鴻海高管的表述：富士康到其他省份設廠，會受到官員熱情接待，甚至郭臺銘一下飛機就有紅地毯相迎。 根據上述文章的報道，前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在河北任上時，曾經多次與郭臺銘洽談，最終把富士康工廠引到廊坊。他轉任河南后，富士康又在鄭州設廠，并在2010年后把蘋果生產線搬遷至此。
圖：郭臺銘和郭庚茂在富士康鄭州園區 鄭州政府給出的條件包括：為富士康提供了15億美元資助，用于建設工廠、宿舍、發電廠等，免去富士康鄭州工廠投產前五年的企業稅和增值稅，此后五年也減半。 郭臺銘的“iPhone 城”也確實為鄭州帶來了新活力。高峰時期，幾個廠區的員工人數多達30萬，近百條生產線每天能生產50萬臺 iPhone手機，富士康成為河南進出口增長最重要的來源。 當然，郭臺銘也深諳與官員打交道的套路。 曾任深圳市長的于幼軍調任山西省長后，履職第一天，他剛下飛機就接到了郭臺銘的電話；2006年，那位重慶落馬官員時任商務部部長，參觀太原富士康期間，郭臺銘向他匯報并確認了工廠定位：以鎂合金業務為中心——這一度成為郭樂于向媒體展示的細節。 郭臺銘跟特朗普的關系似乎也不錯。他響應了后者在美國建廠創造工作崗位的呼應——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投資100億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廠，由此帶來的崗位多達130000個，工廠將主要生產LCD 顯示屏。
圖：特朗普在白宮接見郭臺銘 提到特朗普時，郭臺銘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意味： “他是非常直接的人，他正在為美國人找工作，每次見到我都問我兩個問題：你要提供多少工作給美國？薪水是多少？我是一個生意人，我也很直接。” 2 郭臺銘的魅力不僅僅存在于地方官員的眼里。 對于蘋果公司來說，這位重要合作伙伴也是特別的存在。 據郭臺銘回憶，他在1995年結識喬布斯。兩人相遇在會場，在郭的堅持之下，喬布斯破例給了他一張簽名名片。郭臺銘如獲至寶，后來把它鎖進了保險柜，打算當傳家寶送給兒子。 2011年喬布斯去世后，郭臺銘受邀去美國參加了葬禮，成為現場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之一。 這場友誼的基礎還是生意——富士康從90年代成為蘋果供應商，早期為Mac 電腦生產框架，2007年開始接下iPhone訂單。郭臺銘為此很得意，“喬布斯為什么要把iPod、iPhone全部交給我？因為只有我能做。” 毫無疑問，蘋果是富士康最重要、最為人所知的客戶之一，它成就了郭臺銘在大陸的地位，后者也確實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但隨著合作推進，郭臺銘與這家美國公司的關系愈發復雜，他們互相需要，又時刻提防，并通過各種商業手段，努力把自己對對方的依賴降到最低。 郭臺銘需要蘋果，業內公認的看法是，富士康無法承受丟掉蘋果訂單的局面——后者常年貢獻著富士康收入來源的一半。 但他不能只有蘋果。 一方面，代工模式利潤低，當蘋果公司的營業利潤在2012年高峰期超過35%時，富士康的利潤還在1.5%徘徊。而富士康的收入浮動受蘋果銷量影響也很大——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當iPhone 出現銷量下滑時，富士康收入也會隨之下降。 于是，郭臺銘一直想摘掉“蘋果代工廠”標簽，給富士康注入更多故事元素。今天登陸A股上市的富士康工業互聯網（簡稱工業富聯）就是其中的一步棋。
圖：工業富聯上市敲鐘現場 工業富聯是鴻海集團旗下的第二大業務，2015年重組成立。在郭臺銘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搭建的這座商業帝國里，工業富聯扮演的角色是擁抱最時興的技術——通信設備高精密件、云服務器設備、工業機器人等等。 《好奇心日報》統計過一組數據： 工業富聯在2017年的營收為3545億元，凈利潤162億元；27萬員工每天要吃掉270頭豬；20萬人在從事制造崗位，同樣的，20萬人學歷為大專以下。 從這些數字來看，工業富聯做的似乎還是制造生意，只是技術門檻聽起來更高了。 但這并沒有妨礙它成為A股“新貴”。從遞交IPO材料到獲批，它只花了36天閃電過會——一般公司的等待時間是1年半。綠色通道的VIP待遇之外，工業富聯272億的融資規模，也創造了A股2015年以來的新紀錄。 正如1988年郭臺銘與深圳的互相需要，30年后歷史重演，只是其中一位主角換成了疲軟的A股。 毫無懸念地，工業富聯在A股首日迎來了開盤漲停，截至今天收盤時已經上漲44%，市值超過3905億元，成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這意味著，郭臺銘距離重回臺灣首富位置又近了一步。 3 郭臺銘第一次成為臺灣首富是在2005年3月11日。 他位列美國《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183名，從而成為臺灣首富。但那并非一段美好的回憶——首富光環沒能阻止死亡的腳步，第二天，妻子林淑如乳癌擴散去世，年僅55歲。 郭臺銘的婚姻曾經是一段典型的臺灣愛情偶像劇：林淑如曾經是臺北醫學院的系花，不顧眾人反對，嫁給專科學歷的窮小子，繼而陪他創業，親自下廚為員工做飯，工廠資金短缺時還多次從娘家借錢。
圖：郭臺銘和林淑如的結婚照 當然，窮小子郭臺銘后來自證實力，從1974年的那家塑料加工廠開始，他一步步建起了鴻海帝國。如今，這個龐大體系中已經產生了至少10家上市公司，財富也讓郭臺銘成為了能夠掌控甚至改變游戲規則的人物。 不過，回看他經商的44年，你不得不感慨，這位精明的臺商曾經無數次抓住歷史機遇，把自己變成命運的寵兒—— 他在60年代報考中國海事專科學校，背景是臺灣當時外貿發達海事繁忙； 黑白電視機剛剛在臺灣興起，他就開始制作電視機選臺旋鈕； 80年代，當同行還在享受家電行業紅利時，他看好計算機前景，拿下IBM 訂單； …… 套用如今的話術來說，郭臺銘是一位站在風口的生意人。他最近幾年的投資和布局，似乎也是一部科技熱詞進化史，比如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AI、5G、電動汽車等等。 一些時髦布局如今還是喜憂參半的局面——郭臺銘花大力氣收購的夏普在2017財年才終結虧損；藍圖中的大規模工業機器人尚未實現，富士康的用人成本還在繼續攀升。 但這些似乎并沒有太影響外界對這位68歲商人的信心。 郭臺銘聲譽最差的時候大概是2010年，當“十四連跳”迅速塑造起富士康血汗工廠的形象后，他一度被臺灣學者批為“臺灣之恥”。殘酷的軍事化管理、超長工作時間，都成為被外界詬病之處。 “我非常傷心，一個月沒睡過一個好覺”，郭臺銘公開現身時略顯憔悴。后來，富士康上調基本工資、開通服務熱線、限制加班時間，以平息眾怒。期間，喬布斯還把美國防治自殺的醫生請到富士康工作了6周。
圖：跳樓事件期間現身的郭臺銘遭記者圍堵 但風波平息后人們發現，富士康在各地的工廠招工處，依然擠滿了排隊的年輕人——它是流水線工人們的向往之所，這個事實并沒有因為“跳樓事件”而改變。 這是郭臺銘的成功和幸運之處。 曾擔任郭臺銘顧問的特里•陳將前者的成功歸結于勤奮：“他每天工作15小時，每周工作7天。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富士康的技術，正因如此，他的判斷比高管們都要準確。” 但世間勤奮者萬萬千，作為時代“寵兒”的郭臺銘，成功當然不是如此簡單。 這位成吉思汗的崇拜者曾經專門跑到內蒙古，找到成吉思汗后人，想了解家族內部流傳的戰斗奧妙。對方的答案是：“太陽往哪里下山，就往哪里打。”這句話后來演變成郭臺銘管理富士康的原則：方向、時機和程度，都要靠速度完成。 而在內心的更深處，這位警察眷村出身的臺灣人似乎始終保持著危機感。 這或許是由父輩漂泊的命運、眷村不安穩的生活、父親的軍事化嚴苛管理交織而成，后來就演變成郭臺銘治下的鴻海集團一次次轉型進化，也演變成了他最喜歡給孩子講的那個故事—— 他曾經每年夏天帶著全家去黃石公園玩，女兒最愛喂鴿子。有一年，公園里突然立起了禁止喂食的告示牌，郭臺銘不解，找到管理員問原因。對方告訴他：去年冬天一場大雪后，鴿子全死了。它們平時習慣人類喂食，失去了自己覓食的能力。 顯然，沒有人愿意成為那群活活餓死的鴿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