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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衛報》撰文指出，科技企業正在侵蝕和左右我們的思維。隨著負面消息的增加和公眾的反對聲越來越強烈，硅谷科技企業終于開始承認自己的錯誤，并隨之產生了所謂的科技人文主義來修復自身問題。但他們所提供的所謂讓技術回歸人性化的解決方案只會讓大科技企業變得更加強大。 以下是文章全文： 大科技企業變得充滿歉意。幾十年來，它們很少為任何事情道歉；但突然之間，硅谷的科技企業似乎需要為所有事情道歉：他們對“網絡巨魔”感到抱歉；他們對機器人感到抱歉；他們對假新聞以及在YouTube上出現的嚇唬孩子的畫面感到抱歉。但他們特別需要對我們的思維抱歉。 Facebook前總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公開譴責他幫忙開發的社交平臺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只有上帝知道它對我們孩子的大腦做了什么。”幫忙開發Facebook平臺“喜歡”（like）功能按鍵并創辦Gchat的工程師賈斯汀·羅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現在也認為他所參與開發的技術會造成心理傷害。 “每個人都會為此而分心，”羅森斯坦說， “在所有的時間。” 自從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被公眾廣泛使用以來，用戶已經聽到過各種關于其有害的警告。早年，許多評論家把網絡空間描述成一個平行的宇宙，可以吞噬所有的狂熱愛好者。媒體擔心孩子們會與陌生人說話，會尋找網絡上的色情內容。卡耐基梅隆大學1998年的一項重要研究表明，花太多時間上網會讓你感到孤獨，抑郁和反社會。 新世紀的前十年里，隨著互聯網向移動設備的拓展，真實世界和虛擬生活開始相互融合。對互聯網前景看好的專家們慶祝“互聯網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眾包”和“精通技術”的競選活動，開啟了“認知盈余”的大門。但是伴隨這些樂觀精神的不乏各種負面影響的警告。尼古拉斯·卡爾的《淺薄》(The Shallows，2010)認為搜索引擎會讓人變得愚蠢，而而伊萊·帕雷瑟(Eli Pariser)的《過濾器泡泡》(The Filter Bubble，2011)則聲稱，算法只向我們展示了我們想看到的東西，從而把我們變得孤立起來。獨自一人（2011年）和收回對話（2015年）；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則在《獨自一人》(AloneTogether ，2011)和《重塑對話》(Reclaiming Conversation，2015)中警告說，持續的連通性讓有意義的互動變得不可能。 盡管如此，在行業內技術烏托邦主義盛行。硅谷似乎認為，他們所開發的工具永遠有著正義的力量——任何質疑他們的人要么是脾氣乖戾的人，要么就是頑固的勒德分子（原意是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因為機器代替了人力而失業的技術工人。現在引申為持有反機械化以及反自動化觀點的人。）然而面對自2016年大選以來激增的反科技浪潮，這種信仰似乎正在動搖。業內知名人士開始承認他們的產品可能會產生有害影響。 
圖：舊金山人文科技中心創始人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 互聯網焦慮并不新鮮。但從來沒有如此多的行業內知名人物對他們所創造的世界感到如此焦慮。帕克，羅森斯坦和其他內部人士現在談論的是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危害，這代表了硅谷內部出現的一種非正式但影響力巨大的科技批評潮流。你可以稱把發聲的這類人稱之為“科技人文主義者”。在公眾對科技行業權力日益關注的同時，他們認為其產品的主要問題是威脅到了我們的健康和人性。 很明顯，這些產品的設計是為了最大限度地讓人們上癮，以盡可能多地獲得我們的關注。科技人文主義者表示，這種商業模式既不健康也不談不上人性化——它損害我們的心理健康，并在我們養成的行為減少了人性。對于這個問題，科技人文主義者提出的主要解決方案是更好的設計。通過重新設計技術來減少上癮和操控性，他們相信科技行業可以讓開發的產品更健康——我們人類完全可以重新調整技術，構建不會“劫持”我們思想的產品。 科技人文主義者的中心是舊金山人文科技中心。這家非營利性組織成立于今年早些時候，已經組建了一個顧問團隊，其組成人員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知名投資者羅杰·麥克納米（Roger McNamee）、Lyft總裁約翰·齊默（John Zimmer）以及羅森斯坦。但其最著名的代言人是是執行董事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他曾是谷歌的“設計倫理學家”，曾被《大西洋月刊》譽為“硅谷最有良心的人”。哈里斯花了數年時間試圖說服業界相信存在科技上癮的危害。 2月份，eBay創始人、億萬富翁皮埃爾·奧米迪亞(Pierre Omidyar)發起了一項相關倡議：科技與社會解決方案實驗室（Tech and Society Solutions Lab），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科技行業對健康社會的貢獻度”。 隨著業界對硅谷的懷疑與日俱增，科技人文主義者正在成為科技企業的忠誠反對者。他們利用他們自己掌握的內部資質來促進對錯誤技術的診治，以及如何讓科技回到正軌。因此他們得到了很多關注。隨著業界對科技行業的反對越來越強烈，科技人員自身對他們罪惡的訴求也越來越強烈。人文科技中心已被《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連線》等知名媒體競相報道。 但是，科技人文主義的影響力不能單靠媒體對它的正面報道來衡量。科技人文主義的真正影響在于，業內一些最有影響力的大佬開始為其站臺發聲。 Snap公司首席執行官埃文·斯皮格爾（Evan Spiegel）警告說，社交媒體在鼓勵“朋友間盲目攀比”和“在不值得分心的事情花時間”方面發揮了作用。Twitter老板杰克·多西(Jack Dorsey)最近聲稱，他希望改善該平臺的“交互式健康”。 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因鼓勵他的工程師們“行動迅速、打破常規”而聞名。但現在，似乎其也在轉向科技人文主義。今年1月份，他宣布Facebook有一個新的優先事項：在平臺上最大限度地“讓時間花得更有價值”，而不是花費時間。扎克伯格意為用戶通過“讓時間花得更有價值”，與自己的朋友進行更多互動，而不是與企業，品牌或媒體打交道進行互動。他表示，新聞推送算法已經將這些“更有意義”的活動放在了優先位置。 扎克伯格選擇的措辭有著特殊的意義：“讓時間花得更有價值”是哈里斯在共同創立人文科技中心之前所領導的倡導團體名稱。在4月份，扎克伯格把這句話帶到了國會的聽證會。當攝影師拍下扎克伯格在參議院作證時使用的筆記照片時，還對于Facebook在“福祉”主題下對“讓時間花得更有價值”的重點強調。 這種對“福祉”的新關注可能會引起一些觀察家的歡迎。在多年無視批評者之后，行業領導者們終于承認存在問題。值得稱贊的是，科技人文學者應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問題上——硅谷發明的操控性設計決策。 但是這些決定只是一個更大問題的征兆：數字基礎設施正在日益影響我們個人，社會和公民生活，而這些基礎設施卻由少數億萬富豪擁有和控制。由于忽略了權力問題，科技人文主義者的診療手段并不完整，甚至會幫助整個科技行業逃避有意義的改革舉措。扎克伯格等科技行業領導人所接受的科技人文主義很可能只會導致表面上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會平息一些針對科技行業的公眾怒火，但不會解決憤怒的根源。可以說，這些變化會讓硅谷的權力更大。 人文科技中心認為，技術必須與人類“保持一致”，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是進行更好的設計。他們的網站中有一個題為“未來之路”的章節。一張熟悉的進化圖像顯示了幾個猿猴的輪廓，從蹲下到起身成為一個直立人，然后回過頭去思考他的成長歷史。 “未來，我們將回首作為人性化設計轉折點的今天，”標題寫道。對于“吸引用戶注意力，侵蝕社會的技術”引發的諸多問題，文中稱“人性化設計是最終的解決方案”。該網站利用了硅谷長久以來堅持的“設計思維”哲學修辭，解釋說人性化設計“首先要理解我們最脆弱的人類本能，以便我們可以進行更有同情心的設計”。 科技人文主義的語言能夠如此輕易地滲透到科技行業的高層有著充足的理由：這種語言對硅谷來說并不陌生。相反，“人性化”技術一直是它的核心抱負和力量源泉。正是通過開發一種“人性化”的計算形式，像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這樣的企業家將計算帶入了數百萬用戶的日常生活中。他們的成功使灣區的科技產業發展成全球化的行業發動機，并創造了當今科技人文主義者所哀嘆的數字化世界。 這個故事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當時硅谷還只有少數幾家聚集在一起的電子公司。電腦隨后以大型機的形式出現。這些機器又笨又貴，而且很難使用。只有公司，大學和政府機構能夠負擔得起，并且專門用于計算導彈軌跡或信用評分等特殊用途。 換句話說，當時的計算機是工業應用，并不是個人產品，硅谷仍然依賴少數大的機構客戶。 20世紀60年代早期，當時美國國防部（迄今為止最大的數字設備買家）開始縮減采購量，這種依賴性造成的實際危險就立刻變得明顯起來。但是軍事采購量的下降并不是當時計算機行業面臨的唯一危機。 計算機也有想象化的問題。大型機的不可訪問性使得它們很容易被妖魔化。在隆隆作響的數字化龐然大物前，許多觀察者聲稱看到了一些不人道的東西，甚至是邪惡的東西。對于反戰活動家來說，電腦是戰爭機器，在越南造成數千人死亡。對于像社會評論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這樣的高級評論員來說，電腦是一種威脅要消滅個人自由的技術官僚主義工具。 但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加州北部進行的一系列實驗幫忙解決了這兩個問題。這些實驗產生了突破性的創新，促進了圖形用戶界面，鼠標和微處理器的誕生。計算機變得更小，更實用，更具互動性，從而減少了硅谷對少數大客戶的依賴，同時讓數字技術變得更友好。 引領這一轉變的先驅們相信，他們正在讓計算變得更加人性化。他們深深汲取了這個時代的反主流文化，并堅持開發更加“人類”的生活方式。用馬歇爾·麥克盧漢（ Marshall McLuhan）的話說，他們希望自己的機器成為“人的延伸”，并釋放“人類潛能”而不是刻意壓抑它。在這個由計算機愛好者、黑客、嬉皮士和專業工程師組成的生態系統中心，是著名的反文化企業家和《全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的創始人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在1972年一篇著名的《滾石》雜志文章中，布蘭德呼吁開發一種新的計算模式，即“服務于人類利益，而非機器”。 布蘭德的門徒們通過技術創新來回應這一呼吁，而正是這些技術創新將計算機轉換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形式。他們還提出了一種新的對待計算機的思維方式——這不再是非人性化的機器，而是釋放“人類潛能”的工具。 再沒有誰比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對計算機產業轉型的貢獻更大。喬布斯是布蘭德的粉絲，也是《全球目錄》的讀者。喬布斯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了布蘭德的愿景，在80年代中期發布的個人電腦Macintosh推動了大眾個人計算時代的到來，20年后發布的iPhone又使得人類進入了大眾智能手機時代。布蘭德后來承認，喬布斯的所作所為體現了《全球目錄》的精髓。 “他掌握了工具為人所用的精髓，”布蘭德對喬布斯的傳記作家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如是表示。
圖：蘋果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被認為掌握了工具為人所用的精髓 開發這些“人類使用的工具”對于企業來說非常有用。對人性化計算的追求使得硅谷進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手機到平板電腦再到筆記本電腦，我們的生活被各種數字設備所包圍，而這些設備則滿足了反主流文化對于數字連接、交互性和自我表達等功能的需求。你只需在iPhone上輕輕一點，就可以查看任何你知道的人的照片，并隨時向他們廣播你想要表達的任何東西。 簡而言之，正是人性化計算的努力產生了科技人文主義者現在所認為的非人性化狀況：一種關于屏幕的荒野，數字設備競相追逐我們關注設備屏幕的每一瞬間。為了帶領我們走出荒野，科技人文主義者說我們需要更多的人性化。他們相信我們可以通過更好的設計來讓技術為人類服務，而不是利用和腐蝕人類。但是這個想法源自于科技行業的同一傳統，這恰恰與科技人文主義者所認為分散和破壞我們世界的根源如出一轍。 科技人文主義者表示，他們希望將人性和科技結合起來。但是這個愿景是基于他們對人性和科技之間關系的深刻誤解：即這兩個實體在分離中依舊可能共存的幻想。 很難想像沒有科技的人類。當我們開始制作工具時，關于人類發展的故事就開始了。人屬的第一批成員智人（Homo habilis）留下散落在非洲各處的磨石。他們的繼任者將石頭相互撞擊以產生火花，從而發明了火。隨著火的出現，我們的祖先可以煮肉和清理土地種植;而灰燼可以使土壤肥沃;煙霧可以發出信號。在閃爍的火光中，我們的祖先在洞穴墻壁上畫動物。古代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以神話的方式回憶了這個時代：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在偷神之火時，“創造了人類所有的藝術”。 所有這一切都在證明：人性和科技不僅糾纏在一起，而且還在不斷變化。這不僅僅是一個比喻。最近的研究表明，人類的手不斷進化，從而才能操作我們祖先所使用的石器。進化科學家瑪麗·瑪姿可（Mary Marzke）表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創造了“一種獨特的肌肉結構和關節形式”。 我們的身體和大腦隨著我們制作工具而不斷變化的方式早已引發了焦慮，即“我們”自身正在失去一些基本能力。幾千年來，人們擔心一直擔心新興媒體會侵蝕自身的能力。在《費德魯斯篇》中，蘇格拉底警告說，在石蠟片上寫字會使人健忘。如果你能寫下來，你就不用腦子去記了。在中世紀晚期，隨著手抄稿被印刷書籍所取代，老師們一度警告說學生會變得粗心大意，因為他們不再需要抄錄老師所說的話。 然而，當我們失去某些能力時，我們也會獲得新的能力。那些曾經通過天空中星星導航大海的人現在可以通過編程計算機來遠程引導集裝箱船。你祖母的字可能比你寫的更好，但你打字的速度可能更快。
圖：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出席國會聽證會 人性的本質就是它的不斷變化。因此，它不能作為評估科技影響的穩定基礎。然而，這種關于人性不會改變的假設是有用的。將人性視為靜止，純粹和必要的東西有利于將發言者提升到有影響力的位置提升到權力的位置。他們能夠就此告訴我們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去做。 無論有意或無意，這就是科技人文主義者在談論科技威脅到人性時所做的一切——就好像假定人類的本性自舊石器時代以來一直保持不變，直至iPhone的出現。將人性和科技分離開來為一小群人確定正確方式知名了方向。盡管科技人文主義者可能會相信他們是為了共同利益而行事，但他們自己也承認有著精英做派。“我們有道義上的責任，以道德方式來引導人們的思想，”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 ）宣稱。 哈里斯和他的科技人文主義同行們經常援引公共健康的措辭。人文科技中心的羅杰·麥克納米(Roger McNamee)甚至稱公共健康是“整個事情的根源”，而哈里斯則將使用Snapchat比做吸煙。公共健康框架不可避免地將科技人文主義者扮演了家長式的角色。解決公共健康危機需要公共衛生專業知識，同時也排除了民主辯論的可能性。你無法提出如何治療疾病的任何問題，你只能打電話給醫生。 這種家長式風格卻形成了關于科技人文主義的一種諷刺：他們用來描述用戶的語言往往是非人性化的。 “Facebook吸引掌控原始沖動的“蜥蜴腦”(Lizard brain)——主要是恐懼和憤怒，”麥克納米說。哈里斯回應了這種觀點：“想象你有一條輸入電纜，”他說， “你正試圖將它插入人的大腦。你是想將它插入原始沖動的大腦皮層中，還是想將它插入更具思考性的區域？” 人文科技中心網站提供了一些建議，教你如何與自己的智能手機建立一種更省心、更輕松的關系：將屏幕設置為黑白模式，關閉應用程序通知并在臥室外為設備充電。它還宣布了兩項重大舉措：一項旨在提高人們關于科技對年輕人“數字健康和福祉”負面影響認識的的全國性運動;和一個名為“危害分類目錄”的網站，其將收集不同技術對健康影響的信息，以指導工程師開發“更健康”的產品。 這些舉措可能會幫助一些人減少智能手機的使用。這對于某些人開說是一個合理的個人目標，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會認同這個目標，也不需要任何不健康的東西。許多人依賴互聯網尋求慰籍并團結彼此，那些在真實社會中感到被邊緣化的人尤為如此。患有自閉癥的孩子在被人包圍時可能會盯著自己的手機屏幕，因為這可以讓他容忍被人包圍。對他而言，技術的持續使用可能根本不具有破壞性，反而實際上可以挽救生命。 將某些潛在的有益行為視作“生病”并不是人文科技中心提出建議的唯一問題。他們仍然局限于個人層面，旨在重新設計個人用戶如何與技術交互，而非解決整個科技行業的結構性問題。科技人文主義未能解決技術反彈的根本原因：少數幾家公司控制有我們的數字生活并獲取利益。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但通過提出健康和人性問題并設計解決方案，科技人文主義者可以對其進行個性化。 這可能就是他們的方法為什么對科技行業有如此的吸引力。當然，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科技人文主義者的善意，他們可能真的想解決引發技術反彈的問題。但是實際上卻在給那些造成這些問題的公司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武器。科技人文主義遠沒有戰勝硅谷，相反它為硅谷提供了一種有用的方式來平息公眾的憂慮，同時并沒有放棄任何巨大的財富和權力。通過將公眾對大型科技企業的憤怒轉化為對健康和人性的關注，科技人文主義使Facebook等科技企業巨頭避開了真正的民主控制。在危險的時刻，它甚至可能幫助這些大企業保護它們的利潤。 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這樣一個Facebook，它有著科技人文主義的原則，同時又保持了盈利能力和強大的壟斷態勢。事實上，這些所謂的科技人文主義原則可以開辟出新的商業機會，使Facebook變得更強大，更能賺錢，這似乎正是Facebook所計劃的。 當扎克伯格首次Facebook將優先考慮“讓時間花得更有價值”時，是在公司發布2017年第四季度財報的幾周前。隨后的第四季度財報顯示，用戶在該平臺上花費的總時間已經下降了大約5％，即每天大約五千萬小時。但扎克伯格說，這是通過設計實現的：這是對新聞推送調整的響應，優先考慮與“朋友”進行“有意義的”互動，而不是像視頻和新聞那樣消費“公共內容”。這將確保“Facebook不僅僅有趣，而且有益于人們的健康”。 扎克伯格說，他預計這些變化將繼續減少用戶花費在平臺上的總時間，但“你花在Facebook上的時間將會更有價值”。這可能是描述用戶所發現的有價值的東西，但它也是指Facebook發現的東西更有價值。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扎克伯格指出：“從長遠來看，即使用戶花費的時間減少了，但如果同時用戶在Facebook平臺上花了更多時間建立與他們所關心的人的關系，那么這將有助于打造一個更強大的社區，打造一個更強大的業務。” 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也強調，這一轉變將創造“更多的貨幣化機會”。為何這樣講？每個人都知道數據是Facebook的命脈，但并非所有數據都有同樣的價值。對于Facebook來說，其最寶貴的數據來源之一是稱之為“系數”的指標，其能夠衡量兩個用戶之間的親密程度——扎克伯格將其稱之為“每段關系的索引項”。 Facebook會記錄用戶之間的所有互動——從喜歡朋友的帖子到查看他們的個人資料再到發送消息。不同的互動有著不同的權重，這些互動為Facebook提供了一種判斷，即一個用戶與另一個用戶有多親近。例如消息傳遞被認為是最強烈的互動信號。有理由認為，相互發送信息的用戶要比只是點贊喜歡的用戶之間更親密。 為什么系數如此寶貴？因為Facebook使用它來創建一個用戶會喜歡的Facebook：系數指導算法決定用戶看到的內容和順序；它還有助于提高廣告投放的針對性，向用戶展示經常與之互動的朋友所喜歡的內容。廣告商可以針對那些喜歡產品用戶的最親密朋友進行投放，因為親密的朋友總會喜歡同樣的東西。 所以當扎克伯格談到要增加“有意義”的互動和建立關系時，他并沒有屈從于更好照顧用戶的外界壓力。相反，強調“讓時間花得更有價值”創建這樣一個Facebook，優先考慮數據豐富的個人交互，從而打造一個更具吸引力的平臺。與其花費大量時間去做那些沒有價值的事情——比如觀看病毒式視頻——完全可以讓用戶花上更少的時間處理對Facebook確實有價值的事情。 換句話說，“讓時間花得更有價值”意味著Facebook可以更有效率地賺錢。它可以優先考慮數據提取的強度，而不是其廣泛性。這是一個明智的商業行為，同時偽裝成了對批評者的讓步。轉向這種模式不僅回避了對科技上癮的擔憂，也承認了Facebook目前增長模式的某些基本限制。一天只有那么有限的幾個小時， Facebook無法把花費的總時間放在優先位置——它必須學著從更少的時間中提取更多的價值。 在許多方面，這個過程讓人回想起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19世紀，英格蘭的工廠老板發現他們只能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賺更多的錢。在某些時候，工人會死于疲憊，或者他們會反抗，或者工會會推動議會通過限制工作時間的法律。所以工業家們不得不想辦法讓員工的時間更有價值——從每一時刻中賺取更多的錢，而不是增加更多的工作時間。他們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做到這一點：開發新技術和新技術，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價值。 今天的Facebook面臨同樣的情況。他們必須讓用戶的注意力更有價值，而科技人文主義者的措辭和概念可以幫助Facebook做到這一點。到目前為止，這似乎正在發揮作用。盡管據財報稱用戶花費的總時間減少，但Facebook最近宣布2018年第一季度的營收為119.7億美元，與華爾街預期營收相比增近6億美元。 今天的科技人文主義來自于硅谷根深蒂固的傳統。和他們的前輩一樣，他們認為技術和人性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可以協調一致。這種信念引領了幾代人的行動，他們打造“人性化”的機器，奠定了科技行業發展的基礎。今天，它可能會為硅谷提供一種保護這種力量免受公眾強烈抵制的新方法，甚至可以通過發現新的盈利機會來強化這種力量。 幸運的是，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可以思考人性如何與技術共存——這既是對我們人類物種發展歷史的真實體現，也是對構建更加和諧未來的有用方式。這個傳統并沒有把“人類”作為一種固定的抽象概念，而是作為不同的人類，其能力由他們所使用的工具來決定。引用生物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唐娜·哈爾韋（Donna Haraway）的話說，其將我們視為動物和機器的混合體——就像“半機械人”一樣。 說我們都是“半機械人”，并不是意味著所有的技術對我們都有好處，或者說我們應該接受每一項新發明。但是這確實表明，與技術的共存并不能使技術變得更加“人性化”。這個目標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危險的，因為它讓我們聽任專家的擺布，告訴我們如何做人。它把關于技術的未來控制權交給那些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人手中，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了解我們人類物種的基本真理。 相比之下，“半機械人”的思維方式告訴我們，我們人類物種基本上是技術性的。當我們改進我們的工具時，也會改變我們自己。但即使我們與機器的持續共同進化不可避免，但展現的方式并非如此。相反，這由誰擁有并運行這些機器來決定。這是一個誰掌控力量的問題。 今天，這種力量是由那些掌握技術并且為了盈利而運營的公司所擁有的。引發技術反彈的各種丑聞都有一個來源。諸如假新聞以及亞馬遜倉庫中糟糕的工作環境都是有利可圖的。如果沒有利潤，這些情況就不會存在。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選擇。如果技術是人類的一個特征，那么塑造我們如何與技術共處的力量應該是每個人的一項基本權利。這對我們的技術生活影響最大的決策應當由自己決定，而非掌握在扎克伯格，富有的投資者或少數“人文主義設計師”的手中。 這樣一來，我們應該努力將科技力量分散化，而非試圖將科技人性化。我們應該要求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決定我們如何生活在技術之中，而不是大科技企業的人來決定。 這在實踐中意味著什么？首先，這要求限制和削弱硅谷的力量。反托拉斯法和稅收政策為追回大科技企業建立在共同資源上的財富提供了有用的方法。畢竟，如果沒有數十億美元的公共資金，硅谷就不會存在，更不用說我們都免費提供的大量信息。 Facebook的市值達到5000億美元，擁有22億用戶——你可以估計一下你花在Facebook上的時間有多少。您可以將相同的邏輯應用于谷歌。這根本無可避免：無論你是否擁有賬戶，兩個平臺都會在互聯網上跟蹤你的行為。 除了對科技公司進行征稅和削弱力量外，政府還應該制定有關這些公司行為的規則，限制了其如何收集和使用用戶數據，例如像將于本月晚些時候生效的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但是，對硅谷進行更加有力的監管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從私營公司手中奪回數字基礎設施的所有權。 這意味著開發公共或合作的替代方案，使公眾能夠決定科技的運行方式。這種科技模式可以專注于服務個人和社會需求，而不是為投資者增加利潤。一個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城市寬帶：田納西州查塔努加市的一次成功實驗表明，公有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可以低于私人公司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務。其他模式可能包括司機擁有的Uber，用戶擁有的Facebook或巴塞羅那正在開發的社會所有的“智慧城市”。或者，我們可能會要求技術公司為用戶數據信息買單，以便用戶能夠共同從共同創建的資源中受益。 我們需要更多的實驗。從來沒有這么多人在思考科技行業產生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技術反彈是一個巨大的機會，而且很長一段時間可能不會再出現。 舊的技術烏托邦主義正在崩潰。什么將取代它？硅谷表示，它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實現這一承諾可能需要一種新的顛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