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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最近，富士康與本田的加薪引起關注。實際上，今年到目前為止，全國多數(shù)省份已經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漲幅普遍超過10%，有些省份漲幅高達 30%。這一系列跡象表明，過去造就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勞動力低成本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分析各地和企業(yè)紛紛推出的加薪舉措，有幾個因素不能不提：其一，目前的物價上漲，導致生活成本不斷升高，這是催生政府加薪的直接動因；其二，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也發(fā)生了有利于普通工人的變化。由于人口紅利逐漸衰竭，過去近乎無限供應的勞動力因此開始變得短缺，這勢必促使企業(yè)以加薪來應對；其三，新生代農民工技能的提高以及對體面勞動的追求，也使得他們越來越不能容忍低工資和低福利。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父輩在勞動觀念上有很大差異，后者工作目標比較單一，就是賺錢養(yǎng)家，但新生代農民工更關注個人價值的實現(xiàn)，關注體面勞動，這導致他們對惡劣勞動條件和環(huán)境的忍耐下降，要求提高工資和福利。最后，政府加大了對勞工權益的保護。比如最低工資標準、社保和醫(yī)保的建立，以及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等一系列保護勞工權益的制度的推行，也強化了工人和企業(yè)談判的力量。 勞動力成本的變化，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有利還是有害？我認為有利。不客氣地講，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是建立在資源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基礎上的，尤其是勞動力在數(shù)量、質量和價格方面具有比其他國家更明顯的優(yōu)勢。正是依賴于低廉的人力成本，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才得以確立，特別是加工貿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優(yōu)勢而在世界商品市場占據(jù)舉足輕重的位置。 但也要看到，中國用超低的勞動力價格，雖然換來了經濟的高增長，以及名義上的巨額貿易順差，卻并未換來強大的競爭力。統(tǒng)計顯示，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創(chuàng)造同樣多的制造業(yè)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相當于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于中國的1.2倍。而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還高20%。這意味著中國長期用相當于美、日近1/25的工資，換來的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yōu)勢。 中國不可能永遠處于 “世界工廠”的產業(yè)鏈低端。一般來說，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要獲取競爭優(yōu)勢，大致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另一種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huán)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yōu)勢。后一種辦法雖然在一定時候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客觀性，但這種辦法支撐起來的競爭力終究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它根本違背了人性和經濟發(fā)展的最終目的，即使人們的生活過得體面和更美好。 從中國過去30年的發(fā)展來看，勞動力價格的低廉，有著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因素在內，然而，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換言之，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即使是由自然稟賦造成的，背后也有一種人為的制度在加重勞動力的此種弱勢。這種人為制度就是，在中國，勞動力特別是農民工被當做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談不上在發(fā)達國家已經成為常規(guī)的諸如福利、保障等各種社會權利。缺少了這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有的權利，受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競爭約束態(tài)勢，單個勞動力勢必處于弱勢地位，只能接受資方開出的工資和福利條件。 可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較成本優(yōu)勢，但這種以犧牲人民福利，降低社會倫理標準為代價換取的國家競爭力，是不可取的。更糟糕的是，它還會引起嚴重的勞資矛盾和沖突，并由勞資沖突演化為群體事件。 因此，富士康和本田的加薪，可以看成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我們也應該看到，目前，各地對工人的加薪幅度雖然比較大，但離工人的體面勞動還有很大差距，需要繼續(xù)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