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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重啟位于福井縣大飯町的關西電力大飯核電站3號、4號機組，希望借此緩解經濟活動和居民生活因電力不足而出現的混亂。盡管意識到該決議會引發劇烈的民意波動，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仍堅稱，“這是政府最終的決定”。 去年，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后，日本政府宣布對境內核電站進行全面的安全檢查，到今年5月5日，所有核電站均停運。然而，一個多月的“零核電”狀態隨著夏季用電高峰的到來，很快將畫上句號。 針對日本政府的這一決定，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倉弘昌說，“政府在確保核電安全和獲取地方政府理解之后，作出了這個決定，這將有助于供電穩定和抑制電價上漲。”米倉甚至表示，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應該重啟其他核電站。 關西電力透露，他們將在7月1日啟動已準備作業的大飯核電站3號機組反應堆，預計3號機組于7月4日開始供電，8日恢復全面運轉；而4號機組預計在7月17日重啟，20日開始供電，并于24日進入全面運轉狀態。 福島核泄漏事故以來，日本的核能政策受到世界范圍的關注。圍繞日本政府正式決定重啟核電站一事，失望和擔憂的聲音不斷高漲，但也有看法認為“重啟是理所當然”。 就在爭議不斷時，6月21日，立陶宛議會投票批準了委托日立公司在國內建造核電站的議案，該核電站計劃于2021年開始運轉，項目耗資可能達4000億日元。這是福島核事故后日本獲得的第一個核反應堆的出口訂單。 作為經濟增長戰略的一環，日本政府一直推動核電站等基礎設施出口。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表示，日本政府選在立陶宛議會投票前宣布重啟核電站，意在恢復日本核電的信譽，增加日本的核電設備和技術的出口。 輕重權衡 日本核電曾維持了41年的正常運行；其發電成本為每度電5.3日元，僅為太陽能發電49日元的九分之一；而且生產過程中碳排放為零，對溫室氣體減排有重要貢獻。這些分析成為“穩定、安全、經濟、低碳”的“核電神話”的理論依據。 然而，去年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事故，粉碎了日本的“核電神話”，直接導致日本54座核電機組全部停運——這是自1966年7月以來，日本首次出現“零核電”的狀態。 停運致使日本減少了大約500億瓦的核電產能，相當于東京一年的峰值電力需求。 炎熱的夏季使電力需求變得日益緊迫。據日本政府能源及環境會議估算，2012年夏天，日本的電力需求為6000萬千瓦，而電力供給量為5193萬千瓦，缺口為13.4%。如果火力發電出現問題，電力缺口會高達20%-23%。事實上，即使大飯核電站3號、4號機組全面運轉，電力缺口仍有7.5%。 分析人士森川潤指出，啟動大飯電站可以勉強緩解夏天的電力缺口，但是日本冬天非常寒冷，要滿足冬季的需求只有重啟其他核電站。 “目前的最大問題是，公眾和產業界對不可預計的電力供求非常不安。在反核聲高漲時重啟核電站，政府也是‘背水一戰’。”森川說。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早在5月5日就打算啟動至少兩座反應堆，以免全國陷入“零核電”的狀態，但地方政府迫于公眾的壓力拒絕執行該項提議。不過，隨著產業界的游說和現實的需求，政府最終作出了重啟決定。 由于7月2日將迎來節電期，大飯核電站3號、4號機組全面運轉將略微彌補關西電力的供電缺口。此前，填補電力缺口的主要是碳排放量大、進口開支高昂的化石燃料生產的火電。日本企業2011年度核算報告表明，因核電停運、火電成本增加已導致九家電力公司嚴重虧損；而另一項推算顯示，如果核電站全部停運，將使GDP總額減少3.6%，并增加20萬失業人口。 日本90%的化石能源依靠進口，其能源結構中天然氣占30%、煤炭25%、石油7%、核能30%，因此發展核能是解決能源不足的重要途徑。 福山大學客座教授田中秀征表示，政府決定重啟核電站是出于對經濟因素的“政治判斷”，而非“法律根據”的安全標準；即便存在安全標準，也是由核電事故的責任者——安全保安院和電力公司總結歸納的。他認為，“減少核電依賴有很多現實障礙，應該設定一個年限，慢慢實現‘無核化’。” 核電立國 自1951年12月美國實驗增殖堆1號（EBR-1）首次利用核能發電以來，世界核電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2008年，全世界共有439臺運行的核電機組，總發電量約占世界總發電量的14%。 1945年8月，日本因戰敗被聯合國禁止涉足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不過，1952年4月隨著《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日本在核技術的研究上被解禁，這成為其核電發展的起點。1954年3月，時任改進黨國會議員中曾根康弘等四位議員向國會提出原子能研發預算案，并獲通過，由此，核電研發正式啟動。 此后，日本核電捷報頻傳。1955年12月日本出臺了作為和平利用核能的“大綱”《原子能基本法》，隨后成立“原子能委員會”。1970年3月，日本最初的商用輕水反應堆敦賀核電站1號機組試運行，并于大阪世博會前夕向會場輸電。 從1973年起，發展核能成為日本的國策，即使是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事故和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對日本影響也微乎其微。直到1997年，日本始終以年平均裝機150MW的速度不斷擴大核電事業的規模。 2005年到2007年，日本政府通過了多份能源計劃和方案，由此形成核能立國的能源戰略和政策體系。到福島事故前夕，日本成為僅次于美、法的世界第三核電大國，核電供應了日本30%左右的電量需求。 為實現政府對于在202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25%的承諾，日本在2010年制定了新能源政策，計劃到2020年新建九座核電機組，將核電比率從目前的30%進一步提高到40%，核電站設備利用率達到80%；到2030年再新建五座核電機組，將核電比率再提高到50%，核電站設備利用率達到90%。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由于經濟持續蕭條，內需不足，導致核電發展開始減速。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向的政策調整、改革，旨在降低準入門檻的電力自由化機制的導入等，使長期被鼓吹的核電第一次遭遇發展瓶頸，反核電輿論開始升級。 據日本經產省估算，如果日本全國50余座核反應堆均在2012年度被決定報廢，十家電力公司將出現總計約4.4萬億日元的損失，其中東京電力等四家公司將資不抵債。 劉軍紅表示，由于日本仍能進口價格便宜且清潔的天然氣，加上國內的節能措施，火力發電逐漸彌補一些核電缺口，關閉核電站對日本國內的影響雖然不小，但不是最核心的因素——面對全球1300億美元的核電市場，日本更多的國家利益在海外。 劍指海外 2012年1月，日本政府分別與俄羅斯、約旦、韓國和越南簽署的核能協定已正式生效。日本通過該協議向約旦、韓國和越南出口核電站相關設備和技術，并委托俄羅斯對乏燃料中取出的鈾進行再濃縮。 盡管福島核事故將全球核電發展帶到一個十字路口，但迫于經濟發展的需求，不少發展中國家仍全速增建核電反應堆，因而為日本核電巨頭提供了潛在的市場。 世界核能協會的數據顯示，全球正在興建的核反應堆有60座，已訂購設備或完成規劃的有163座。新訂單主要來自中國、越南及其他新興市場，另外如韓國也在擴張核電能量。 福島核事故發生后，核電大國選擇了兩條道路，德國、意大利、比利時及瑞士等國決定拋棄核電。在77%電力都依賴核電的法國，總統奧朗德也表示，力爭在2025年底之前將核能依賴度降至50%。而英國和美國則繼續在核電上前行。 對于日漸擴大的全球核電市場，日本核電企業向海外發展不可避免。日立、東芝和三菱重工是日本三大核電企業。根據2010年度財務數據，日立發電業務的銷售占比為8%，利潤占比為5%；東芝的基礎設施業務占總營業收入的6%，而其傳統的家電業務僅占1.5%。 東芝打算在2015年前再多賣出25座反應堆，日立則計劃在2030年前賣出38座新廠，三菱重工預計到2025年每年出售兩座反應堆。 不過，在核電市場，日本面臨著法國、美國、俄羅斯和韓國等對手的激烈競爭。2009年12月，韓國與阿聯酋簽訂一份價值204億美元的合同，由韓國承建阿聯酋四座輕水反應堆。考慮到核電站今后60年的運營及維護期限，預計這份合同還能為韓國帶來約200億美元的后續訂單。越南則將首座核電站交由俄羅斯承建，并定于2020年之前完工，為此俄羅斯同意向越南提供90億美元貸款以修建該電站。 全球有50多個國家有核電站，需要新建核電站的還有印度、土耳其、南非、約旦、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埃及、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阿曼、也門等國家。 在韓國和俄羅斯相繼攬獲核電訂單后，日本時任首相菅直人在2010年10月與越南總理阮晉勇在河內發表聯合聲明稱，雙方將合作建設寧順2號核電站。菅直人承諾，日本將滿足越南在建設核電站方面的任何條件，包括資助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提供低息優惠貸款、使用最先進最安全的技術、實現技術轉讓、開展人力資源培訓、合作處理廢料和供應燃料，等等。 分析人士明石升二郎對分析指出，日本政府促進核電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是為經濟發展注入一支“興奮劑”。 由于通貨緊縮，日本經濟長期處于低迷，而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的國家，需要開拓新的外需和活力以振興經濟。面對巨額的全球核電市場，走下坡路的夕陽產業——核電，在民主黨政權領導下被注入了活力。 不過，明石升二郎表示，巨額的訂單背后有很多不容忽視的風險，例如新興國家的法律中通常會規定，一旦出現核事故，核電站的建設方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由于修建周期長，日方需提供資金支持；此外，實現技術轉讓也蘊含一定風險。 明石還提醒說，日本是遭受過原子彈襲擊的國家，且福島核泄漏事故給居民生活帶來了諸多問題，致使日本國內反核情緒高漲；目前野田政府優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但日本能否贏得“不輸的賭博”，還是未知數。 不過，國際核電企業已經形成以日系為中心，三足鼎立的局面：日立-美國通用電氣（GE）、東芝-美國西屋電氣（WH）、三菱重工-法國阿海琺（AREVA）。日本在核電技術和市場的壟斷雛形清晰浮現。 來源：財經雜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