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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I公司數字醫療健康高級副總裁Patrick O’Doherty 價值醫療發展史 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按服務收費(FFS)的醫療健康經濟模式不太奏效。幾十年來，醫療健康成本一直以超過GDP和通貨膨脹的速度持續增長，與醫療健康服務的改善幾乎毫無關聯。例如，美國醫療健康支出占其GDP的百分比是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平均水平的兩倍，但平均壽命遠低于預期水平，可避免的死亡人數更多，慢性疾病發病率也高于平均水平1。 盡管醫療健康的成本/效益問題很復雜，但FFS模式絕對不是解決該問題的方法。當醫療健康提供者按其提供的服務數量收費，而不是按服務效果/價值收費，醫療健康成本將不可避免地增加，而且當新技術擴展了提供醫療服務的能力時，醫療成本會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這就導致醫療健康提供者、新技術和支付方之間的關系持續緊張，人們更關注降低成本和規避風險，而不是改善患者治療效果。 全球一直致力于控制醫療健康支出和改善治療效果，近15年前出現了一種新的模式，即價值醫療(VBC)。自出現以來，這種模式的受歡迎程度一直穩步上升。VBC顛覆了FFS模式，將經濟關注點從手段（花費的努力）轉向結果（在質量、治療效果和成本方面創造的價值）。除了直接帶來的經濟效益外，價值醫療還有望將醫療模式從以治療疾病為主的被動模式轉變為以預防和管理為主的主動模式。 
阻礙因素 盡管價值醫療為個人和人類健康帶來了有利影響，但醫療健康提供者和支付方采用這種模式的速度卻很緩慢，主要原因是從FFS模式受益的人員抵制采用這種模式，另外還有就是整個醫療健康行業的內部惰性。不出所料，VBC完全不同的醫療健康和經濟模式遭到了多方阻力，因為各方需要從根本上重組其運營和業務模式，才能利用VBC模式。這包括醫療健康提供者、支付方和供應方。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價值醫療是一種更加復雜的醫療健康模式，從傳統來說，其采用存在許多結構性的阻礙，包括規模化技術、人員配備以及復雜的監管框架。因此，到目前為止，在私營醫療健康行業內，VBC的承諾大部分都沒有實現，只有少數幾個市場例外。雖然醫保作為支付方一直是主要的支持者，但在該領域，大部分商業支付方和醫保優先計劃采用VBC的速度仍然很緩慢，原因不外如是。 新冠疫情對加速采用價值醫療的影響 但是，新冠疫情正在改變人們對價值醫療的看法。在疫情肆虐的前幾個月，醫療健康提供者和支付方開始提供遠程醫療，以降低當面看診帶來的傳染風險。遠程醫療以前一直是保健服務領域的一種例外情況，但是現在，它正成為一種非常受歡迎的模式。智能手機、高速互聯網連接、Zoom和其他協作工具，以及醫療健康門戶都推動了這種新模式的發展，而且醫療健康提供者和患者發現，許多健康問題都可以通過遠程方式安全、有效、便利、輕松地得到解決。當支付方意識到遠程醫療不會增加其風險時，他們也愿意加入進來。此外，在疫情期間，許多醫療健康提供者發現他們的收入并沒有因為選擇性治療數量的減少而中斷，進而發現了按患者收費（與FFS相反）這種模式的經濟優勢。
新冠疫情推動遠程虛擬醫療服務的使用大規模增加。
證明醫療服務可以不必受限于中央醫療設施，這是推動廣泛采用價值醫療模式的關鍵第一步，因為它證明了，醫療健康經濟并不一定要依賴醫院的使用情況或位置。事實證明，遠程患者監測(RPM)創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在推動VBC采用方面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例如，基于智能手表的血氧計和其他測量血氧水平的家用設備可以幫助患者和醫生在診室之外監測新冠肺炎的治療情況。從根本上來說，RPM讓醫生能夠通過虛擬方式診治居家治療的患者，而不只是通過現有的遠程醫療技術與他們通信。 盡管如今，新冠疫情繼續威脅著人類健康，但許多醫療健康提供者和支付方已經開始考慮疫情之后如何在醫療領域采用這些創新技術。雖然部分醫療機構可能會回到傳統的醫療模式，但采用VBC的許多障礙已經消失，未來，醫療健康領域可能會呈現不同的發展局面。但是，要讓VBC得到充分利用，還需要完成一些額外的工作。尤其是以下四個領域對VBC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技術、工作流程、經濟和監管。
價值醫療面臨的4項挑戰 技術 雖然近年來遠程患者監測技術已經得到了改進，但還沒有達到要求的水平。Apple和三星手表、Garmin、Casio和Fitbit這些產品最初是用于測量步數和心率，雖然在過去10年，它們取得了長足進步，產品功能也越加豐富，但它們的精度、準確性和可靠性還遠遠沒有達到醫療測量標準的要求。智能手表漏測了一兩次心跳，這沒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以RPM系統為基礎進行治療，而RPM系統給出的測量結果不正確，這就是大問題了。要想利用遠程患者監測設備來在家中實施有效的急性和亞急性或慢性疾病管理，這類設備必須能夠提供與醫院設備相當的臨床級測量結果。 除了精度外，傳感器集成也非常重要。與獨立傳感器相比，互相連接和集成的傳感器具有更大的優勢。例如，將用于測量心電圖、胸阻抗和體溫的不同傳感器的異源輸出連接起來時，可以實現協同增效效應，讓人們不必直接進行測量，就能了解患者的身體機能狀況。通過結合使用集成式傳感器、邊緣處理、人工智能和云端分析，醫療健康提供者能夠在家里獲得豐富的診斷信息，從而在患者進入急性發病階段之前及時做出臨床決策。
工作流程 但是，如果遠程患者監測的輸出與醫療健康提供者的現有工作流程高度一致，那么持續監測患者情況將只是一項優勢。遠程監測解決方案不會增加醫療健康提供者的工作負擔，而且還能根據患者狀況提供早期預警，這非常重要。對于提供者來說，如果RPM解決方案提供的數據格式與他們現有的系統不兼容，或者RPM解決方案提供了過多不實用的數據，該解決方案也是無用的。在網絡安全的早期，系統產生了大量數據和警報，坦白說，可謂鋪天蓋地，令許多系統管理員和用戶感到“警報疲勞”，所以干脆直接將其忽略。醫療健康服務的提供仍然受限于提供者的服務能力，因此，遠程患者監測系統必須足夠智能，通過算法、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精簡其輸出數據，讓醫生和護士能夠只關注影響最大的問題，而將影響較小的問題留給機器或其他人。
經濟 要克服的第三個挑戰是價值醫療的經濟問題。在現今的醫療健康模式中，醫療風險主要由醫療健康提供者承擔，財務風險則主要由支付方承擔。雙方的動機存在沖突，這導致醫療過程中會更多地使用價格高昂的服務，因此成本更高，但患者治療效果卻不佳。醫療健康提供者和支付方需要協調風險，注重以臨床上合適的方式循證使用服務，在改善患者治療效果和管理成本上實現雙贏。此外，當醫療健康提供者開始采用VBC模式并因為許多超出他們掌控的事情（例如，比起CT掃描或接種更難掌控的患者環境和行為）而受到影響時，支付方需要認識到其中的挑戰，并找到關于提供者付款的雙贏方法。最后，患者需要更坦誠，并需要更積極地參與治療過程。就像在汽車保險行業中一樣，可以激勵患者更積極地參與改善自己的治療效果，避免因為患者不參與而產生的額外成本。 監管 政府及其出臺的大量法規構成了一種錯綜復雜的結構，阻礙了醫療健康生態系統的創新。從保護患者（和更大的生態系統）的角度來看，監管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仍需要對其進行更新，從以FFS為主轉向推動和促進VBC。例如，美國的《反回扣法》和《斯塔克法》有效地防止了欺詐和濫用，但它也使支付方無法激勵實現高質量/高價值的醫療。此外，醫療補助計劃和其他政府支付機構的“最優價格”規定并沒有根據價值或結果調整，而只是根據成本調整，這導致市場混亂，無法帶給患者任何好處。最后，監管需要側重于提供更高的確定性、保護，推動價值醫療得到采用。
以醫療健康為核心 向價值醫療模式過渡相當具有挑戰性，需要重大的變革管理，但新冠疫情改變了其前景，也幫助掃平了其前路上的障礙。現在，患者、醫療健康提供者、支付方，以及醫療健康生態系統中的其他各方，包括醫療設備和醫藥制造商，是時候攜手合作，解決技術、工作流程、經濟和監管方面阻礙VBC采用的問題。ADI公司已在與制造商、醫生和支付方密切合作，開發創新的醫療健康產品、解決方案和模式，以推動VBC的采用，并改善患者的生活和福祉。經過深入思考并以價值而不是成本作為指導原則，醫療健康系統能夠從個人和人類層面大幅改善醫療效果，進而降低整體的醫療健康成本。
1 Mirror, Mirror 2021：表現不佳|與其他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相比，美國的醫療健康狀況|聯邦基金 2 醫療健康情況報告|2020年|未來10年的價值醫療|今日涉足價值醫療模式的提供者在未來將能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關于作者 Patrick是半導體行業的資深人士，曾在愛爾蘭和馬薩諸塞州工作，擔任過ADI公司的多種職務，涉及工程設計、流程開發、質量、制造、市場營銷和產品線領導（在馬薩諸塞州、加利福尼亞州、愛爾蘭和西班牙開展運營），包括領導幾家內部初創企業成長為成功的可持續發展業務。他之前在ADI醫療健康事業部擔任副總裁兼總經理六年，現任新興業務與技術副總裁，負責探索和開發ADI公司內外的新型突破性業務和技術。其職責包括負責初創企業外聯和突破性大學研究。Patrick擁有愛爾蘭科克大學電氣工程學士學位和美國東北大學波士頓校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