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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打破了過去直線型的、平滑的、可預測的社會，給全球帶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于我國來說，今年也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以及“十四五”規劃謀篇布局之年。在這樣的全球大背景下，這也加速重構著中國經濟在世界體系下的戰略新定位。 在變化的世界格局面前，中國按照自己的節奏推出十四五規劃以及2035年的中期發展目標，也表明在百年未經的變局中，中國試圖給出自己的選擇和路徑。其中，中國對于工業的規劃尤其引人注意。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就表示，“十四五”期間（2021年至2025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是去工業化。理解中國的制造業規劃對于分析中國經濟的意義不言而喻。無工業，不強國，這不僅代表著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向和方向，也反映出政策層對于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判斷。 無工業，不強國 無“農”不穩，無“工”不強，無“商”不富。 由于農業受制于相對有限的產出，商業發展又必須基于工業之上，于是工業成為三個產業中真正具有強大造血功能的產業，對經濟的持續繁榮和社會穩定舉足輕重。事實上，資產階級之所以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工業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工業的發展讓人類有更大的能力去改造自然并獲取資源，其生產的產品被直接或間接地運用于人們的消費當中，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可以說，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就在一定意義上決定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18世紀中期后，英國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成為第一個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它首先出現在英國的紡織業，1733年，機械師約翰·凱伊發明飛梭，將織布效率提高1倍。1764年，織工兼木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將紡紗效率提升15倍。1785年，工程師埃地蒙特·卡特萊特發明了水力織布機，將工作效率提高了40倍。傳統的手工業逐步解體，被機械化大生產所取代。 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紡織業對動力系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本僅僅用于礦山抽水的蒸汽機經過改良后被用于紡織業——1784年英國建立了第一座蒸汽紡紗廠。隨后，蒸汽機又被應用于冶金工業、鐵路運輸、蒸汽船等領域。 到了1825年，英國已有蒸汽機1．5萬臺（37．5萬馬力），從礦山到工廠，從陸地到海洋。至此，英國不僅在紡織業基本擺脫了傳統手工業的桎梏，實現機械化，還在交通、冶金等諸多領域實現了機器對人的替代。至1850年，英國工業總產值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39％，貿易額占世界總量的21％。 正是工業革命帶來的工業基礎，才使得19世紀紅衫軍打遍世界無敵手，而這些物質保障也是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的基石。 很快，英國的工業革命就輻射至其他西方國家。其中，德國因強大的工業實力具備挑戰舊有國際秩序的能力，美蘇則因強大的工業奠定戰后國際新秩序。二戰后，美國占世界工業生產的38．7％；蘇聯占世界工業生產的17．6％；德國占世界工業生產的13．2％；英國占世界工業生產的9．2％；法國占世界工業生產的4．5％； 而中國僅占世界工業生產的0．3％。 興也工業，衰也工業 工業對于人類生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自20 世紀 70年代以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發達國家中卻出現了“去工業化”的浪潮。 其中，去工業化主要表現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以工業資本大量流入第三產業為特征的去工業化形式；第二種類型則是以工業資本向其它國家轉移為特征的去工業化形式。此外，第二種去工業化的類型中又包含了不同的形式，并對出現去工業化現象的發達國家產生不同的影響。 然而，興也工業，衰也工業。盡管西方國家的這些舉措曾經一度被視為明智之舉，但事到如今，“去工業化”已危害盡顯。 在第一種類型的去工業化中，從工業轉移出來的人口進入服務業，而作為吸納大量就業人口的服務業，卻也分為高端服務業和低端服務業。前者主要包括金融、會計、法律、醫療、教育等需要專業知識的服務業崗位，收入較高，卻就業崗位少。 而低端服務業則大多不需要多高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門檻低，但收入偏低。而社會的中間階層——藍領工人則在去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漸消亡，其結果就是加速了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在社會各階級之間筑起藩籬，激化了階級矛盾。于是，隨著“去工業化”，大批工人失業，階層流動趨于停滯。 對于第二種類型的去工業化，當工業資本向其它國家轉移時，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現象。由于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英美等國將大量高端制造業轉移向了德日韓等地區，而從九十年代開始又把基礎制造業大規模移向了以中國為主的發展中國家。這使得英美等國的國內呈現出產業空心化的特征，出現了徹底的去工業化現象。 缺乏工業支撐將導致國家面臨的風險大大增加。比如，過去的日不落帝國，到本世紀初，服務業在英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提高到了70％，英國經濟實現了由生產型到服務型的根本轉變。 恰在這時，與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遙相呼應，英國房地產業發展迅速。當英國房地產業進入泡沫階段時，一方面，本來英國工業是英國金融業的主要服務對象和客戶，但隨著英國工業的不斷萎縮，英國金融業就把越來越多的資金用于發展本國的房地產和購買美國次貸債券，助長了本國及美國的房地產泡沫。 另一方面，在泡沫破裂前，英國以金融業為代表的服務業又從房地產業泡沫迅速膨脹中得益最多，于是出現了房地產業和服務業“共同繁榮”的“雙贏”局面。 然而，英、美兩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后，形勢急轉直下，英國金融業受到本國房貸壞帳和美國次貸的雙重夾擊，損失慘重。原本被視為“就業蓄水池”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房地產業受到重創，成了失業重災區。規模偏小的英國工業根本無法容納這么多失業者，使英國失業率急劇上升。 隨著英國失業率大幅攀升特別是金融業、房地產高薪白領精英的大批失業，這又對英國零售業、旅游業、餐飲業等其它服務業產生連鎖沖擊。“去工業化”給西方國家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于是各個國家為挽救工業化的頹勢，進行的“再工業化”。 從工業化到去工業化 中國的發展也遵循著“工業興，國家興”的規律。新中國成立前，雖然我國已經存在一定比重的工業經濟，但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是從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開始的。 據羿戓信息（羿戓設計服務方式：服務期限隨時可以發想法，每個想法我們都做可行性分析，篩選出適合被服務方發展的項目。確定項目后我們出相關人力進行產品調研、技術路線確定、關鍵技術甄別，關鍵技術驗證、系列產品的規劃，明確項目的要求。產品設計開發過程中提供人力進行項目管理、評審、產品快速更新迭代、持續降低成本的建議）所了解，1953年，全國83．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就業人數的比重僅為8．0％，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僅為17．6％。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3．2％。此后，我國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達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業占比過高的工業經濟結構。 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和改革開放逐漸深入，市場配置資源范圍快速擴大，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扭曲得到矯正，經濟主體實現多元化，我國工業化發展路徑轉向注重發揮比較優勢。 20世紀80年代，輕工業增長快于重工業，畸輕畸重的產業結構得到調整；20世紀90年代，輕工業和重工業開始均衡發展；2000年以后，隨著比較優勢變化和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加強，重工業產值增長速度再次快于輕工業，產業結構更加穩健、均衡。 2000年至今，中國通過基礎設施升級和高鐵聯網開始克服能源、動力、交通、通訊等瓶頸，這也是重工業領域實現對冶金、鋼鐵、礦產、大型機械設備、精密儀器、化工材料等的規模化大生產。 換言之，受到了機械設備、中間產品和交通工具等產品市場快速擴張的刺激，煤炭、鋼鐵、水泥、化纖等生產和技術迎來了高峰。這一時期共有400多萬公里現代公路建成通車，比歷史上美國工業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 然而，就在中國經濟不斷向好的情況下，去工業化趨勢也開始浮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一個農業國快速發展成世界第一工業大國，農業占GDP比重穩步下降，從改革開放之初的27．7％下降至2018年的7．2％，40年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則持續升高，從1978年的24．6％提高到2018年的52．2％，提高了27．6個百分點。 第二產業基本保持在 40％－48％的區間。然而，從 2011年開始，第二產業占GDP 比重就開始出現較為明顯的下滑，從2011年的 46．5％下降至 2016年的 40．1％，5 年下降了6．4個百分點。 從第二產業內部看，工業增加值占 GDP比重從 2006 年開始下降，從 2006 的42％下降至 2018年的 33． 9％，累計下降8．1個百分點。其中，2011－2016年下降較為明顯，5年累計下降6．5個百分點，工業同第二產業基本保持了相同的變動趨勢。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波動下降，從2006年的 32． 5％下降至 2017年的29．3％，其中2011－2016年快速下降31個百分點。 從就業比重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從 1978 年的 17．3％波動上升至 2012 年的30．3％，此后下降至 2018 年的 27．6％，進入“倒 U型曲線”的后半段下行通道。 與此同時，我國自“十二五”以來，服務業占比則明顯提升。2011年服務業就業人數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成為國民經濟中吸納就業最多的產業，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 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第一、第二產業之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關。2018年服務業占比已經達到52 2％，2011－2018年累計提升9．2個百分點，年均提升超過1個百分點。其中，僅“十二五”期間就提升7．5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以2012年為時間節點，無論從第二產業就業比重，還是從工業和制造業就業比重看，我國都已經出現了或深或淺的“去工業化”現象，而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傳統經濟理論表明，一個國家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意味著工業比重不斷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但同時，一些國家和地區過早“去工業化”，就會降低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反而陷入了經濟增長乏力的陷阱。 事實上，“去工業化”無可避免，這是經濟結構演變的正常軌跡，因為工業比重在達到預期頂點之后會出現正常下降的過程。但一國去工業化的核心，則需要在工業技術提升、消費結構升級的基礎上，使勞動力從工業轉向服務業，但并不必然意味著工業產出份額的大幅下降。 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主要去的是工業的就業份額，而并非是產出份額。這一過程由消費結構變化與工業技術提升等因素觸發，并在人均GDP達到一個較高水平時開始。英美的徹底去工業化帶來了傷害，帶來了產業空心化，但德日等國高端制造業的保留與適度的去工業化，卻也為其帶來了發展。 與此相反，在工業市場存量競爭與全球化的壓力下，諸多發展中國家在要素稟賦不匹配、人均GDP較低時，開始了過早去工業化。由于工業部門是一國實現增長的主要引擎，這不僅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捷徑”，反而可能掉入損傷潛在增長率的“陷阱”。 從行業間生產率差別的角度出發，服務業代替第二產業成為創造就業的主要拉動力實質上是一個低生產率部門代替高生產率部門的過程。數據顯示，第二產業的每單位勞動力創造的產出約為11．1萬元人民幣，相比之下服務業單位勞動力的產出為9．3萬元，大約是第二產業的83％左右。 然而，許多關于服務業的觀點往往僅看到了同樣的產出條件下，服務業吸納的勞動力比第二產業更多，卻忽視了同樣一個勞動力，在服務業所能創造的價值僅為其在第二產業就業的80％。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發展根基。建議稿還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產業深度融合，推動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 顯然，“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適時的政策糾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也表示，要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是要從低成本出口導向工業化轉向創新驅動的高質量工業化。 這需要堅持實施深度工業化戰略，通過實施“卡脖子”技術突破八大工程，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推動我國工業化向高級階段邁進，實現由簡單加工到復雜制造，由勞動密集型、資源利用型向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轉變。 從以要素投入驅動工業規模擴張和比重提升的擴張型工業化，到更加注重內涵式發展的工業化，依靠創新驅動來提高質量和競爭力，通過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升工業競爭力和全要素生產率。 展望2021年，隨著“十四五”規劃落地實施和中國數字經濟加速發展，對于產業政策的安排也將漸次鋪開——包括充分發揮優勢部門潛力，提升整體生產效率，通過工業自主帶動服務業。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更多的具體產業規劃將逐步微觀化，中國也將真正進入“提質”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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