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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榮大一姐 1949年，經過三年內戰，國民政府敗守臺灣，政學兩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思，為何在內戰中失敗？在反思經濟政策時，輿論紛紛指責國民政府所謂“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不過是為尋租創造借口。經濟管制的后果就是大小官員中飽私囊，貪污腐敗，才弄得天怒人怨，江山易主。 1954年3月，胡適在《自由中國》公開反省作為知識分子的錯誤，“一切計劃經濟……是不是與自由沖突的？”，為在大陸支持計劃經濟做懺悔。雖然蔣介石明面上沒動靜、一副“不爭論”的姿態，但實際上下令幕僚重新解釋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所謂“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的意思，為思想解放開口子。三月，在蔣的默許下，當時臺灣地區的實際主政者陳誠公開地講： “政府現在已深深感到，要充分發展經濟建設，必須具備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此即保障私人財產、擴大企業自由，替私人資本開辟一條平坦廣闊的出路。今后政府不但要修改妨礙企業自由的各種法令和辦法，同時還應有計劃有步驟的，將可以讓民營的企業，盡量開放民營，這是一個政策問題，也是一個觀念問題”。 這是臺灣經濟開始發展和恢復的開始，也是臺灣產業政策的基本核心，以民營經濟為主導；如果沒有最開始經濟自由化的準備，國民政府想在臺灣立足簡直是癡人說夢，臺灣經濟騰飛也根本無從談起。 當時，主政臺灣經濟事務是技術派官僚尹仲榮。他負責當時臺灣經濟的民營化和自由化。尹仲榮一生從未參加任何黨派，某種程度上是卻有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情懷。當時推進民營化遇到的阻力極大，他曾對同學說， “國難未已，我輩年已50，只要能夠奮斗努力，再干十年，雖死也不斷名了”。 一語成讖，1963年1月，尹仲榮因為急性肝炎去世，家無余財。去世前幾天，尹仲榮還在跟張九如討論財稅問題，感慨： “我才走不到半步，他人就怪我踹到他腳上去了”。 1955年，盡管尹仲榮身兼經濟部長、工業委員會委員、中央信托局局長，深受蔣介石信任，可還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身陷“揚子木材”案。當時，蔣介石親自介入，透風給最高檢察署，希望其不要牽連尹仲榮，結果還是沒攔住。蔣介石震怒，在日記中寫下， “與辭修談尹、胡案，準其上訴方針，對立法、監察兩院不肖黨員，梟張跋扈……加以痛斥與警告”。 雖然尹二審洗脫罪名，但還是在家賦閑兩年。期間，尹仲榮不問世事，撰寫郭嵩濤年譜，常以《呂氏春秋》中“澤可遺后世”自激，這也就所謂功不在我的精神。 之后復出，尹仲榮出手不凡，闖關改革外匯，改“復式匯率”為“單一匯”。1960年，尹仲榮一人獨攬美援、外貿、金融大權，號稱“經濟沙皇”，同年，臺灣終于從“預算收支平衡”，“追求經濟發展”，到“經濟開始起飛”。 經過民營化的改革之后，臺灣地區開始形成了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導的經濟格局。在大陸將經濟搞的一塌糊涂的國民黨，終于在臺灣交出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1950年代，臺灣工業生產、出口值、GDP平均增長已經是11.9%、22/1%、8.1%；1960年代，增長到16.5%，26%、9.7%。 臺灣的經濟發展之后，也延續了這種思路，政府官員利用產業政策強勢推動經濟轉型，同時堅持民營化戰略。 張維迎和林毅夫在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時，提出反對產業政策的兩個理由，認知困境和激勵困境。所謂認知問題就是說，官員如何提前做出市場判斷，制定出正確的產業政策；而激勵問題就是，官員為什么要為發展經濟而制定正確的政策，而不是自我尋租，用權力變現，謀求私利。 耿曙和陳瑋在討論產業政策時提到了國家能力的概念，主要指的就是官僚體系既能夠獨立自主的制定真正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不被外部利益集團所綁架，又能夠上下內外協調各方利益，推動產業政策得到貫徹。 這些理想化的條件形成往往是極為困難的，但臺灣在經濟轉型時期的主要技術官僚：尹仲榮、李國鼎、孫運璿等確實都有理想化的氣質。 他們在回答認知困境和激勵困境時，交了一份較好的歷史答卷。對于認知困境，廣泛參考市場意見，不斷試錯，孵化新興產業、推動民營化，尊重企業家精神和市場規律。 對于激勵問題，特殊的歷史時代，傳統士大夫情懷的經世致用成了他們自我激勵的方法。 臺灣的經濟專家瞿宛文在《臺灣戰后經濟發展的起源》中，提出國家發展的最重要問題就是激勵問題，也就是官員為何而發展的問題。他認為臺灣的轉型成功很大程度歸功于當時的財經官員，他并不是簡單的技術官僚，而是中國儒家傳統下，以“經世濟民”的士大夫。翟宛文愿意將他們稱之為“以實業救國的儒官”。 推動臺灣半導體發展的李國鼎就是其中典型。李國鼎家國情懷深厚，常以“孤臣孽子”自居。他祖父投靠湘軍，還曾獲左宗堂贈言“直諒喜成三徑友，縱橫富有百城書”。 李國鼎1930從南京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拿到庚子賠款，入學劍橋學習核子物理，1937年抗戰爆發，還未畢業，毅然回國參戰，在防控學校的做一個小小的機械員。1948年，輾轉入臺工作，因其積極主動、勇于任事，被尹仲榮邀入經安會工業委員會。 1964年，李在廣泛考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之后，創造性的提議在高雄建立加工出口區，此項建議在1965年落實后，極大地促進了臺灣的出口導向性經濟發展模式，后來更是風靡全球。 由于臺灣的廉價而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大批的歐美開始在高雄設廠。1970年左右，德州儀器就在臺灣的高雄出口加工區設封測廠。當時身為德州儀器副總裁的張忠謀和李國鼎和孫運璿第一次打交道。李國鼎等財經官員在發展經濟上踏實有為、努力奮進的精神給張忠謀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也是為什么在15年后，當臺灣方面力邀已經54歲的張忠謀回臺幫助發展半導體產業，張忠謀心動的重要原因。 雖然張忠謀是在1985年回臺灣，并在兩年之后，就創建臺積電。但是臺灣的半導體產業的誕生卻是要一波三折的多。 1974年2月7日，在臺北懷寧街小欣欣豆漿店，經濟部孫運璿、行政院秘書長費驊，工研院長王兆振等和美國RCA（美國無線電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淵在一起開早餐會，提出了發展半導體的計劃。此次會議隨著臺灣半導體的成功成為傳奇。 之后，臺灣投入一千萬美金作為發展IC的啟動資金，9月就在臺灣工研院成立了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這次決策不能視為技術官僚的獨立決策，實際上，這是政府和廣泛的海外華人專家互動的結果，10月召集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參與評估技術轉移的戰略方向。 當時李國鼎成立科技顧問委員會，廣泛的參考學界和企業家意見，招致非議，利益輸送的指控不絕于耳。蔣經國詢問李，什么是半導體？李回答，不知道。蔣經國讓李國鼎弄清楚了再說。李國鼎堅持，就是因為不懂才要設立科技顧問委員，最終得到了蔣經國的認可。 臺灣確定了從海外引進技術（主要是消費類半導體，特別是電子表）發展半導體的計劃。臺灣出資350萬美元，40多位研究人員去美國RCA學習，全套引進技術，電路設計、光罩制造、晶圓制造、包裝與測試技術，還包括進生產管理，而且協議規定RCA必須回購產品。當時，工研院建立的試驗工廠將技術用在生產電子表所需的IC上，很快良品率超過RCA，臺灣一度成為電子表三大出口地區之一。 1980年，臺灣的工研院電子成立了聯華電子。由于臺灣是中小企業為主導，半導體風險過大，民企不愿投資，政府主動投資占股70%，民企占30%。 80年代左右，關于政府應該扮演何種角色，臺灣爆發了著名的“蔣王之爭”——蔣碩杰和王作榮。王作榮主張政府“擔任一個更積極的角色，必須像日本一樣由政府起領頭帶動作用”；蔣則認為政府應當提供適合資本積累和投資環境的一種經濟制度，反對當局選擇主導產業的做法， “政府人員的看法不一定正確，不能強迫人家往一定的方向走。私人企業家或有更準確的觀察，要給老百姓自由選擇的自由。覺得哪幾種工業是策略型工業、有希望的工業，就給予獎勵，別的就不獎勵，這是不大對的”。 從當時臺灣半導體產業來講，兩方說的都有道理。1983年，臺灣電子所模仿日本，投資7000萬美元，強項啟動VSLI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試圖通過掌握DRAM和SRAM技術實現跨發展，結果在技術研發出來之后，才發現自己并沒有制造能力。 長期以來，外國廠商在臺灣設廠大多都是集中封測，臺灣本土廠商并沒有制造能力，不像韓國企業長期以來形成的在半導體上制造能力，技術研發成功后能夠迅速的制造成芯片。日本也是一樣，都是在制造流程上的最先發力，最后才轉化為技術優勢。 臺灣提前下注，耗費重金研發出的技術成了空中樓閣，只能賣給日本富士、佳寶和韓國現代公司。 但這次的挫敗使得臺灣意識到了自身的缺陷。電子所被迫修建一座可以生產6吋晶圓的工廠，該工廠于1986年完工。當時，執掌工研院的張忠謀就是對這座工廠，提出了臺灣半導體產業，應當走代工之路。 半導體集成電路產業大體可以分成三部分，設計，制造和封測。在日本主導半導體市場的時候走的是IDM模式，也就是將設計、制造和封測一體化，這種模式在半導體發展的早期是非常有競爭力的，當時的日本企業堅持， “設計部門和生產部門必須同屬于一個企業。這是因為設計部門和生產部門需要密切交流，共享信息，否做就無法做出優秀的產品”。 可是，隨著半導體市場規模的擴大，大口徑晶圓精細加工的實現，對于生產制造成本飛速上升，日式IDM企業縱向模式開始出現弊端。由于要大規模的投資購買生產設備，就要產生大量的固定折舊成本，所以必須需要有大量的訂單去平攤成本。但是由于市場的波動，IDM模式的半導體企業往往會面臨一個窘境： “投資金額和銷售金額成正比，折舊費用和銷售額成反比”。 簡單來講，就是當市場景氣向上，企業的銷售就會很好，但是這時候，就會需要投資購買大量昂貴的生產設備。可是，一旦市場蕭條，銷售下降，之前購買的大量的生產設備閑著，但它就會產生大量的折舊費用，這就會進一步的損害企業利潤。 其實，這個主意并不是憑空而出，而是企業家長期市場觀察的結果。早在張忠謀在德州儀器工作時，他就發現雖然德州儀器第一個發明了集成電路，但是主要是靠生產IBM下的訂單生存。在張忠謀眼中那就是代工的雛形。 返回臺灣后，張忠謀注意到美國有50多家IC設計企業，其實并沒有自己的制造廠，只能下單給日本IDM廠商，可是日本廠商必然是優先自己，而且所以不能及時拿貨，而且還涉及技術保密的問題，而代工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當時，英偉達還是一個專注于芯片生產的初創公司，根本無力負擔自己蓋廠生產的成本。黃仁勛為此一籌莫展之際，接到張忠謀電話時，喜出望外，讓身邊人， “快安靜！Morris（張忠謀）給我打電話了”。 雖然商業模式可行，但在初期，臺積電的創業資金就是一個大問題，幸好當時的李國鼎等人大力支持，行政院開發基金投資48.3%，但是，臺灣當局堅持必須民營化，外資飛利浦出了27.5%，臺灣民間持觀望的態度，僅占24.2%。 雖然臺灣的產業政策一開始確實有過挫折，7000萬美元的研發基金是一個巨大損失，可是沒有工研院持續的推動和試錯，很難想象聯華電子和臺積電能夠誕生。 雖然代工的廠子建起來了，但是市場訂單卻沒有多少，當時主流的日本公司采取IDM模式，訂單自然是緊著自家的生產工廠；臺積電作為初創公司，生產設備和制造能力落后，根本接不到多少單，要接也只能接一些非主流的IC設計廠商。這也是一開始為什么日本公司瞧不起代工的原因。 這時候張忠謀在半導體市場中的地位又開始發揮作用，1988，張忠謀和他從通用半導體部門挖來的戴克，通過私人關系聯系到老朋友英特爾的總裁魯道夫，當時他已經了解到魯道夫帶領公司轉型，allinCPU，他猜測魯道夫必然是要集中精力搞設計，所以希望能夠拿到英特爾的訂單。 張忠謀的話魯道夫還是愿意聽的，因為張忠謀是第一個在內存市場上打敗英特爾人。1972年，47歲的張忠謀出任德州儀器副總裁，負責半導體業務，當時1k內存市場上，英特爾是第一。張忠謀通過押注4k內存的研發，取得技術優勢，更在價格上出狠招，定期降價，即公司每推出新產品，每季降價10%，在內存市場重奪第一位，從此之后英特爾再也沒有在DRAM內存市場重回第一。 而當魯道夫派人考察臺積電的產品時，發現質量并不好，半導體的生產流程大概有200多道工序，光英特爾發現的問題也有200多個，幾乎是每個流程都有問題。生性靦腆的張忠謀的執行力很是強悍，經過一年多的改進，臺積電終于拿到了英特爾的訂單。 張忠謀講，“Intel設計一個CPU很厲害，但是生產CPU不厲害，我的成本是他的一半，我的品質比他的好兩倍，我可以幫你去代工”。有了英特爾的信譽背書，代工模式漸漸地被主流廠商接受。而且市場逐漸發現，當時日本12周交貨，新加坡6周，臺積電只有4周，效率奇高，臺積電名聲鵲起。 雖然臺灣政府大力的扶植和培育半導體產業，但是卻也沒有限制內部的競爭。當時，由于臺積電的帶動效應，臺灣島內一大批半導體廠商轉型代工。1980年，同樣是由工研院電子書創立的聯華電子轉型晶圓代工，和臺積電激烈競爭，一時瑜亮。 聯電由工研院創立，曹興誠被任命為總經理。之后，張忠謀回臺任院長，不僅是臺積電的董事長，也是聯華電子的董事長。不過，1991年，曹興誠以利益沖突為由，指責張忠謀偏向臺積電，罷免了張忠謀的董事長，倆人正式決裂。之后，曹興誠一直聲稱代工模式是他1984年想出來的，還托人帶給張忠謀計劃書，但張從來沒有直接回復過。 1995年，由于臺積電產能不夠，要求客戶預繳訂金，引發不滿；曹興誠趁機轉型主攻晶圓代工，跟臺積電搶單子。轉型分出去的就有聯發科，之后，曹興誠還以合資的方式，上下垂直整合上游的設計公司和下游的封裝廠商，向廠商提供全產業鏈的代工服務。 1997年，還有一位張忠謀在德州儀器的老下屬——被稱為該廠能手的張汝京創辦的世大半導體，成為臺灣第三家晶圓代工廠，參與到了這場競爭之中。2000年，世大也剛剛實現盈利，張汝京正在準備大展拳腳。 這時候，張忠謀雙管齊下，一方面釜底抽薪，瞞著張汝京將世大買下，和臺聯電再次拉開距離。另一方面，臺積電在競爭中展現了驚人的技術實力，在0.13微米制成工藝的研發中擊敗臺聯電，之后一直保持領先地位。 之后，出局的張汝京就到了大陸創辦的中芯，曹興誠也還曾技術支援，不過也因此惹上兩岸的政治官司，徹底出局。 臺積電不只是在內部競爭，還和三星、英特爾在制造工藝上進行激烈的競爭。蘋果強勢崛起之后，2011年前后，臺積電更是憑借制造技術的進步還從三星的手中搶下蘋果的訂單，進入蘋果供應鏈。2017年5月，憑借代工模式的優勢，臺積電的的市值更是一度超越英特爾。 由于臺灣經濟以中小企業為主，懼怕投資風險，所以政府不得不在經濟轉型時強力推動，但是轉型中能夠主動調整錯誤，依靠企業家對市場的把控和商業模式創新，堅持民營化，促進企業在競爭中發展，才是臺灣半導體行業起飛的根本。 至此，半導體的故事中心轉移到中國大陸。 未完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