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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夜生活 這可能是你能見到的最“屌絲”的迪吧了：幾盞昏暗的燈光隨著音樂節奏忽明忽暗，完全談不上什么燈光效果，說它是用來照明也許更準確。由水泥和鐵柵欄拼接而成的外墻，將這里營造得更像一座森嚴的牢籠。所謂的舞池，只是外圈輪滑場圍著的一塊空地。 舞池里擠滿了人，但幾百人里只有十幾個女孩子。在舞臺上，忘情扭動的不是在其他夜店能看到的艷麗女子，而是十幾個自己走上去的小伙子，眼神迷離，舞姿生硬。穿梭在卡座與吧臺間的不是穿著暴露的啤酒小姐，而是帶著紅袖箍的保安大叔。 這里是2013年8月25日晚上的“夜鶯”迪吧，位于深圳觀瀾富士康廠區南門購物廣場的地下——富士康夜生活的一個角落。 人口超過20萬的富士康觀瀾廠區堪比一個縣級市的體量。但它又與一般的人口聚集區有天壤之別——你很少看到中老年人，絕大多數是20歲以下的青澀面孔。在全盛時期，當地人均收入與全國百強縣之首的江蘇常熟相當(年4.4萬元)。這里恐怕還是中國網吧、KTV、手機店、電玩城、麻將館最密集之地，無數閃爍著曖昧霓虹燈的按摩店、私人診所也間或其中。 長久以來，世界關注富士康都集中在那些保安措施嚴密的廠區里。在動輒兩三平方公里的園區之內，在數十個廠區組成的制造王國里，蘋果公司的iPad和iPhone、惠普和戴爾的個人電腦、小米公司的小米手機[微博]以及任天堂的游戲機Wii正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 在過去的30年里，憑借盡可能生產全部配件和軍事化的強硬管理策略，郭臺銘持續大幅拉低電子制造的生產成本。一位同行曾開玩笑說，郭臺銘手里攢下的硬幣就值20億美元。時至今日，富士康所屬的鴻海精密成為全球無可爭議的頭號電子產品代工商。它連續十幾年都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長著，去年達到了1175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的甘肅與寧夏2012年GDP之和。 你還可能聽說過這樣的事實：深圳富士康擁有自己的電視臺、消防隊、醫院、富士康牌咖啡和富士康牌井蓋。在深圳龍華廠區，每天的午飯就要用掉10多噸大米。在用工高峰時，每天招聘的新員工超過3000人。要維持這樣一個園區的正常秩序，他們雇傭了1000多個保安。 低成本成就了郭臺銘，也讓他最近幾年陷入“血汗工廠”漩渦之中。無論是蘋果自曝高強度用工，還是2010年的12連跳以及最近頻發的罷工事件，都讓其成為最具爭議的公司。但這些都指向了作為工人的物理性數據。作為一個特殊的聚集人群，作為普通人，在工作之外，富士康工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到底是什么狀態？ 在郭臺銘1988年設廠的深圳龍華和后來的觀瀾，在最近幾年向內地轉移的典型河南鄭州，在聚集了總共超過60萬人的富士康園區之外，夜晚來臨時，富士康不為人所知的一面開始呈現出來。 為什么要娛樂？ “夜鶯”迪吧從外面看不到招牌，來此消費的基本都是富士康的工人。雖然環境極其簡陋，但迪吧的生意異常火爆，原因很簡單：它滿足了很多富士康工人夜生活兩大關鍵詞——發泄、廉價。 20歲的小輝最常進行的節目就是去“夜鶯”蹦迪。“10塊錢入場，便宜，進去也不買什么酒水，就是干跳。”他很喜歡從迪吧剛出來的感覺：“整個人被音樂震得木了，大腦停轉了，感覺很爽。” 2011年的春節后，他不顧父母反對，來到了深圳富士康。“當時聽說每個月能掙3000多，管他跳樓不跳樓的，想都沒想就跟著村里的朋友來了。要是在家幫父母干農活，一家忙活一年掙的錢還沒我三四個月掙得多。” 來到了富士康后，讓小輝這個“小時候兜里零花錢從來沒超過20塊”的農村孩子迅速有了“城里人的感覺”。但很快，富士康機械、枯燥的工作和離家后的孤獨感吞噬了小輝掙到工資的喜悅。 在富士康，大部分人無不被這種枯燥感包圍。馬帥是鄭州富士康生產流水線上一名普通的鉗夾工，進廠已經有兩年多，雖然只有19歲，但在流動性很大的富士康里算得上是老人了。馬帥描述他的工作說：“俺做的活兒機器就能代替，干一年、兩年都一樣，沒什么經驗積累，一站能站一天，下班了就找幾個人出去放風。” 在鄭州富士康，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是被嚴格框定的，每天8點半準時上班，按規定8點15分員工必須到齊，遲到的會被扣工資。為了實現廠區生產效益最大化，員工的用餐時間也被細化規定，不同車間用餐時間也不一樣，但時長都是一個小時，中午從10點開始到13點結束，晚上17點到20點結束，這三個小時間，被細分到了不同的三組車間，以避免用餐排隊而造成的時間浪費。在做工期間，甚至連上廁所都要向線長申請，這樣會被準許10分鐘的解決時間，如果超過時間沒回來，生產線的線長便會加以管教和批評。“有的線長素質低，總是罵人，”馬帥說他曾親眼見到一個線長對新來的普工爆粗口：“你 會做不會做，不會做給我滾蛋！”“如果你太老實，在里面還會挨打。”他說。 這無可避免地造成了疏離感的企業文化。富士康深圳觀瀾工廠的一位線長告訴《財經天下》周刊，一線工人的流動性非常大，不管是同一個生產線，還是同一個宿舍，大家待在一起的時間一般不超過半年，以至于工人之間很難形成固定的社交圈子，人際關系非常冷淡。無論在深圳還是鄭州，本刊記者采訪的幾乎所有工人都不愿意將富士康當作職業歸宿。流水線的工作是青春飯，因為沒有人能常年承受機器般的工作，而且，以每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他們幾乎看不到在城市安家的希望。但因為生活，他們必須來富士康當一次過客。既然沒有其他的選擇，在富士康還是要工作生活下去，在下班之后的夜生活里，他們要重獲第二天返回枯燥的裝配線的動力。 在離小輝1500公里外的河南鄭州南崗村，夜生活同樣熱鬧非凡。這里毗鄰鄭州富士康最大的員工聚居區“豫康新城”，而在南邊不遠處，就是富士康航空港產業園區。2010年8月，隨著富士康實施往內陸遷徙的戰略，這里迎來了第一批工人。富士康帶來的不僅僅只是“鄭州速度”的奇跡——上億元的政府稅收、大筆的土地征收補償款，除此之外，對于當地村民而言更為直觀的，則是它將周邊一個個偏遠的農村都變成了“不夜村”。 據不完全統計，居住在南崗村附近的富士康員工有10多萬之眾，每當周末晚上8點左右，工人們潮水般從廠區涌出來，在廠門口被各種交通工具分流，而后大批的人流便匯聚于此，他們從冰冷而機械的流水線里剝離出來，抖擻精神，迅速轉換角色，開始了屬于自己的狂歡，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尋求自我的存在感以及壓力的宣泄點。 每天晚上，南崗村中的桌球臺很早就會被富士康的工人占滿。除此之外，還有2元錢一次的練歌房，4塊錢一次的5D電影，10元一次的按摩，“不夜村”為他們提供了最廉價的娛樂 與深圳富士康一樣，廉價和刺激是這里周邊娛樂的特色。在每晚8點到10點之間，這里成片的啤酒燒烤大排檔幾乎座無虛席，私人旅館幾乎家家爆滿。本來不寬的街道，一到傍晚便更加擁擠，有時龐大的人群甚至會造成往來的車輛擁堵不前。但是并沒有人因此而焦躁不安，因為花個幾十塊錢便足以在這里玩得盡興。在大排檔點些小菜，一群人一邊用餐一邊看餐桌前的免費表演。表演內容豐富，有時會是一名中年男子用河南話講黃段子，有時則是幾名著裝奇異的女孩子跳現代舞。只需10元，便可以不限時地在一個籃球場大小的輪滑場地游戲放松，勁爆的DJ音樂，舞廳特有的七彩流光，使輪滑場變成了一個露天的迪吧。另外還有5元錢一小時的桌球、4元錢觀看一次的5D電影車等。 KTV是很受歡迎的娛樂方式，在生意火爆的露天KTV，5元錢便可以點一首歌。在所有歌曲里，點唱率最高的是有關兄弟情誼和“古惑仔”系列的歌曲。還有更便宜的選擇，跟著人流往村子深處走去，會有一家“2元練歌房”，唱一首歌只需2元，歌廳是臨時搭建的板房，當然，你沒法對音響效果要求太多。 這是廉價的娛樂，當然還有不廉價的娛樂，那就是賭博。這是鄭州富士康的曾彬晚上的主要娛樂方式。 曾彬來鄭州富士康已有3個多月，是辦公室文員。25歲的他自稱在富士康是“叔叔輩”。這源于他偶然看到的一份人事統計表，上面顯示富士康的工人絕大多數是90后。跟人聊天時，他總小心翼翼害怕說漏了什么。剛進廠的時候，每個員工會跟富士康簽訂一份“保密協議”，嚴禁把企業內部情況泄露出去，否則富士康將會追究其刑事責任，所以談話內容只能限于廠區之外的夜生活部分。 曾彬說他平時生活其實很節省，唯一的娛樂愛好就是“打魚”，“打魚”是一種電子賭博游戲，玩家最低下注額度是200元，換取20000炮。“通常一晚上下來，整個游戲廳的人，有贏有輸，但是我最多的一次就贏了100多塊錢，賠的時候還是挺多的，200元錢很快就沒了，但忍不住又想往里面投錢，晚上做夢都是在‘打魚’。”小彬搖了搖頭，“每回總要投進去三四百元，結果能贏回來的機會很少，我也知道這是種賭博，但是總忍不住要去玩，每次總會抱著僥幸心理，以為會把上次的贏過來。” 類似“打魚機”的游戲廳，無論是在深圳觀瀾還是在鄭州豫康新城都隨處可見，每個游戲廳前都掛著“動漫游戲”的招牌招攬顧客，這像是服務提供者和玩家之間一種特殊的默契。 除了打魚機這種小賭，還有玩得更大些的麻將館。每到晚上，深圳觀瀾富士康北門外的章擱村內，幾乎桌桌爆滿，而很多富士康員工就直接穿著員工服，在麻將臺上縱橫搏殺，“一個通宵下來，有時能贏一個月的工資錢。”經常來這賭兩把的詹瑞告訴記者。 1980年出生的詹瑞，湖南人，在觀瀾廠區已經做工3年了，目前是一條生產流水線的線長。他透露了另一個關于賭博的信息：在觀瀾一帶有很多指定的小賣部都可以買到一份地下賭馬的賭票，賭票價格不定，最少到1塊錢，最多不封頂，如果運氣好，可以大賺48倍。“有人一次贏了20多萬，直接就辭工不干了。我也買過，但是還沒有贏過。” 手機是所有人的圣物 即使再廉價的夜生活消費，還是得花錢，最廉價的夜生活莫過于“窩里蹲”。上班、吃飯、睡覺、玩電腦、聽歌、看片，這幾乎是阿宇過去兩年富士康生活的全部。阿宇是小輝的江西同鄉，和小輝同歲，他覺得自己的生活才代表了大部分的富士康基層員工。“就是無聊啦，不過這樣也好，能攢下來錢。”他不愿意透露自己每個月能攢多少錢，只是訴苦般羅列了各種開銷：社保、住房公積金，伙食費要600多元。因為沒有住在員工宿舍，在外租房的費用貴了點，各種費用加起來要400塊。加上偶爾支出的其他費用，一個月的花費基本是在1000元出頭。 來富士康兩年多，阿宇花的最大一筆錢就是用2000元給自己買了臺電腦，現在每天除了工作、睡覺外的閑暇時間，他都泡在電腦上。“你不想發泄一下嗎？”“想，但發泄不得花錢么……我現在打個游戲，看個片，基本都在放空自己的腦袋，也算是一種發泄吧。” 在2010年的富士康系列跳樓事件后，很多媒體將矛頭對準了富士康的加班制度，但富士康的工人并不這樣想。一位曾經的富士康員工說出了很多工人的想法：“他們如果不來這里，一大部分人過得肯定沒現在好，另一部分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這些人該怎么活，從來不是他們自己定的。前兩年跳樓，媒體喊打喊殺，富士康改了制度，加班少了，于是工資就少了，有人問過這些員工愿不愿意么？”事實上，與富士康更改加班制度同時發生的是，2012年起曾獨家代工的蘋果把部分訂單分給了比亞迪和臺灣和碩，很多人感覺收入比過去下滑了千元左右。現在，一些線長懲罰員工的方式甚至就是不讓某人加班。 與阿宇相比，更多的富士康工人居住在集體宿舍，沒有自己的電腦，他們的業余娛樂以手機為核心。在深圳、鄭州兩地富士康工廠采訪的兩周時間里，《財經天下》周刊發現廠區周邊的商圈與其他地區有明顯的不同，這里很少有針對家庭消費的商戶，幾乎所有的商家都是針對個人消費的。 這里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手機店極其密集，到處都是各種手機的廣告，還有無數的手機貼膜和賣手機小飾品的地攤。 李光耀曾說，空調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對于一年四季潮熱的新加坡來說，這一說法并不過分。那對于大多數富士康工人來講，智能手機可能是對他們最重要的發明，在宿舍里，最常見的休閑方式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機。在富士康周圍的大街上，也隨處可見低頭玩手機的年輕工人。手機就是他們娛樂休閑的圣物。在十幾萬人的大廠里，他們每天面對的是枯燥的流水線，沒有家庭生活，只有集體生活，除了身體，手機可能是唯一屬于他們自己的東西。 但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蘋果手機正是出自于這些工人的雙手，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下班之后不再能觸摸到蘋果手機。原因很簡單，蘋果手機超出了富士康工人的消費能力。在這里，最流行的是小米、魅族、酷派以及各種山寨的低端智能手機，三星[微博]手機也有相當的銷量，不過絕大多數集中在低端機型。 在觀瀾廠區附近的街道上，不少小商店提供一項在別處很難見到的服務，那就是幫人往手機里下載歌曲和電影，價格是一塊錢10首歌或者兩部電影。這項服務針對的大多是文化層次較低、不會使用手機的工人。這項服務很受歡迎，在店里“充歌”的人都排起了隊。 兼職“廠妹” 對于一個幾十萬20歲左右年輕人聚集的地方來說，愛情和性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平時，大多數工人為了多掙加班費，過著“早八晚九”的生活。對于大多數情侶而言，周末晚上是唯一可以親密的時間。“很多人都是趕在周末晚上之前，一早把旅館房間訂好，晚了就沒有房間了，”豫康新城外一家名為“橘色賓館”的李老板說，每逢周末晚上，周邊的小旅館總會爆滿，而當天11點過后，所有房間都滿了。 但相當一部分的富士康工人像馬帥一樣，沒有女朋友。馬帥說他不愿意找女朋友，他覺得有女朋友反而麻煩，而蹦迪則成了像他一樣的男工們尋找“愛情快餐”的方式。由于這里工人的超高流動性，大多數人都是一種過客的心態，男女關系在這里似乎更為隨便。 在南崗村北邊，有一家名為“A吧”的迪廳，每天晚上生意都非常火爆，這也許因為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定：男人門票10元錢，女人不要錢。這樣的規定多少有種獵艷的意味，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每晚這里的狂歡總會持續到凌晨一兩點，在震耳欲聾的DJ舞曲催化下，尋找異性變得簡單容易。而性和蹦迪一樣，成為了釋放壓力的最佳方式。“本來在一起就是為了各自需要嘛，玩在一起一段時間，膩了再換唄。”馬帥說。 在富士康廠區附近，數量僅次于KTV和按摩房的是大大小小的婦科診所。像深圳觀瀾廠區的南大門外，最大的一塊牌匾就是“某某婦科”，在LED燈的裝飾下，夜晚極其扎眼。這些婦科診所除了給富士康的女工解決日常的醫療問題外，其中很多診所都設有一個重要的業務——人工流產。在與富士康員工聊起男女話題時，經常可以聽到的是“很多女工懷孕不是什么稀罕事”“不小心懷孕的多著呢”，而她們解決問題的方式，大都是來這些診所進行人工流產。 在龍華富士康廠區附近一家看上去比較上檔次的婦科醫院，記者假裝為自己的女朋友詢問人工流產的信息。接待的女護士駕輕就熟地報出了價格最低的一款人流服務。當被問到會不會不安全時，護士則有點不耐煩地表示：“別擔心，480的夠用了，要那么貴的干嘛？富士康的都做這個，沒事。”在記者將要離開的時候，護士不忘提醒：“住這么近就趕快來，完事了趕快回宿舍歇著去。”在其周邊，還有很多小規模的診所提供的人流服務價格更低，生意也很好。這些診所在被問及安全性時，都會提及“富士康的很多人都來這做”。 在鄭州富士康順著南崗村的進村路往里走，一些諸如“10元保健”“10元按摩”的招牌正閃著紅色的霓虹燈。在玻璃大門內，都會在中間坐著幾個長發而濃妝艷抹的年輕女孩。甚至有些類似的店面連招牌都不掛。 馬帥還對《財經天下》周刊提到了一些女工從事色情活動的現象。“有些女工嫌加班太累，自己就出來兼職，這些都很平常。”在深圳和鄭州兩個基地，這個說法被多個采訪對象所驗證，而且大多數的員工對此表現得習以為常，“這些女孩子都很好找，隨便加一個富士康的QQ群，里面就會有很多，QQ上有她們的聯系方式和見面地點，你們還可以去旅館開房，地點你來定，這比去村里那些按摩店安全多了，她們都是廠里面做工的，做這個事兒只是兼職。我身邊很多人都試過，沒出現啥意外。” 深圳富士康的小輝承認有過買春的經歷，“找個廠妹，加上開房也就300塊錢。”聊天的最后小輝說出了他今年最大的“心愿”：下半年過生日的時候，他“要去羅湖搞次大的，用陌陌找個1000塊錢的”。不過眼下，觀瀾富士康加班太少，為實現心愿，他接下來幾個月得省著點花了。 進入富士康員工在網上的聊天室，性話題是最火熱的話題。同時，網絡也成了色情交易能達成的主要渠道。 在深圳龍華、觀瀾富士康廠區附近打開陌陌，可以搜到多個類似于“富士康交友群”的陌陌組群，話題基本與情色或者皮肉交易有關。更熱鬧的是QQ的組群，QQ上有關深圳富士康的組群有上百個，其中人數最多、活躍度最高的組群名稱大都類似于“觀瀾富士康單身交友”“深圳富士康狼友交流”或者是“富士康怡紅院”等等。 這些組群幾乎時時有人在線發言，夜晚時分，一兩個小時內可以刷出五六百條發言，內容多是色情圖片、“小姐”的聯系方式或者炫耀自己的“戰功卓著”。像在“觀瀾富士康——激、情”的群里幾乎每天都有人在定時發送色情信息，內容涵蓋價格、地點和“服務范圍”。而像“南門—MM—麗麗”這樣的發言者一出現，其發出的挑逗性話語會立刻引得幾十人參與。 “其實大部分人在上邊就是過過嘴癮，有一半真玩過就不錯了。而且在網上找還有更直接的方式。”一位觀瀾富士康的員工有點不屑地說道。而像這位員工所說的，在網上的確可以輕松找到像“深圳龍華百客門”這樣帶有一級域名的網站，網站里詳細地標明了各種“服務”細節，像是“兼職小妹”“廠妹上門”，可以在線直接“預約服務”。 在深圳龍華的一家肯德基[微博]，記者約見了一位“兼職廠妹”。她叫敏敏，湖南妹子，是富士康蘋果手機流水線上的一名女工。除了脖子和耳朵上戴著精致的鉑金飾品，她和富士康女工看起來沒有什么不同：普通的衣著、普通的長相，唯一不普通的是她“兼職”的身份。 據她說，廠里像她這樣做兼職的女工人數“不在少數”。而問及出來做兼職的原因，她有點戲謔地答道：“你把十幾萬的孤男寡女放在一起，能不出事嗎？既然肯定要出事，那順道賺點錢就沒什么不對的了，都是錢的問題。” 她去年來到深圳龍華富士康廠區后，這邊的加班就變得少了起來，來之前盼望的4000多元的工資，因為沒了加班，只有2000多。正在后悔之際，她進廠后認識的一位同鄉給她介紹了這份“兼職”，她沒怎么猶豫就答應了，“趁年輕，趕緊賺錢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個錢太好賺，有的富士康女工干脆辭工做起了全職。敏敏提起跟她幾乎同時開始做“兼職”的一個女孩，過年后就辭工去了羅湖那邊做起了全職。 “那你為什么不把工也辭了？”聽到這個問題，敏敏頓了頓，沒有回答，反倒說起了今后的打算：“等攢足了錢，我就回長沙去做個小買賣。”“那你準備攢多少錢呢？”“不知道，先攢吧，以現在這個速度，還得幾年呢。” “做‘兼職’你后悔嗎？” “是挺后悔的，后悔沒早點來這兒，早點‘兼職’。” 基督教唱詩班 以人口計算，富士康的廠區和它所輻射的周邊地區堪比一個中型縣級市。只不過比中國其他縣更為復雜的是，這里聚集的全部是數以十萬計的18到20出頭的年輕人。廉價的娛樂與性，或許是一個必要存在的緩沖。但這里也有另一種精神舒緩途徑。 巨大的音樂聲中，幾百人雙手舉過頭頂，雙眼微閉，口中大聲吟唱，表情虔誠。一位領唱者在唱詩結束后，一句：“主啊，我心中永恒的太陽！阿門！”眾人齊稱“阿門！” 這是采訪的最后一天，周日的夜晚，《財經天下》周刊記者在南崗村外的廣場上遇到的一次基督徒的唱詩班聚會。這個場地沒有照明，氣氛與周邊的環境似乎有點格格不入。 富士康連續發生跳樓事件的2010年，有報道稱其創始人郭臺銘曾邀請牧師入駐廠區以解決基層員工的心理問題。由于宗教活動具有一定敏感性，出現上述大型宗教性質的團體活動實屬不易，這可能是富士康和當地政府都默許的行為，為的是紓解普通員工的心智。 這次唱詩班聚會有將近100多人，大都穿著印有十字圖案的紅色服裝，這是富士康內部一個頗具規模的基督教團體，組成者都是場內員工，唱詩只是他們每星期舉行的集會活動之一，而他們也只是整個團體的一個分組，在鄭州有兩個工業園區，一共有4個分組，每組有近4000多人，整個基督教團體有固定成員上千人，這在流動性很大的富士康是難能可貴的。 “我們的服裝還有《圣經》都是入團必買的，我們的組織還向外發展，吸收了一些村民作為信徒，王叔還把自己的房子貢獻給了主，作為我們平常集會的場所。”唱詩班的付翔說，“我們的人數一直在擴大，一直有人加入進來，雖然有人離開富士康，但是來的人比走的人要多，每周日晚上的廣場唱詩是我們的固定活動，有時大家也會想辦法湊時間，聚在一起交流讀《圣經》的心得，我們能聚在一起都是主賜給我們的緣分，我們覺得很開心。”談話間，不斷有成員圍上來，聽了付翔的話，都不住地點頭。 付翔所說的王叔是一位將近60歲的村民。他說話很是利落：“這些娃一個星期來我家兩三次，我們在一起交流信主的心得。他們在我這兒，有啥事兒也能向主禱告，心理得到安慰了，也不會跳樓自殺了，這多好，這都是主賜給的福！我把房子貢獻給主了，主也會賜福給我的。”王叔對自己獲得福氣顯得相當有信心，據他講，基督教在富士康甚至在周圍的村莊都有相當的影響力。“主是派我來拯救他們的！”他非常堅定地說。 “有些人，他在迪廳蹦迪，一蹦蹦一晚上，有些人上網，一上上一通宵，他哪里知道主的仁慈和生命的美好！我們都是被主拯救的，我們要感謝主，贊美主，來，我們一起來唱……”在領唱的帶領下，廣場響起了不算很整齊的贊詩的歌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