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了雜稅，遇了掮客，壓了保證金，光伏熱土開張不易 一年多以來，試圖“曬著太陽唱著歌”就能把錢掙了的電站開發商，在青海戈壁遭遇了重重阻力。而國家試圖發展太陽能發電的政策，也在稅收、路條買賣的異變中變成了地方招商引資的籌碼，這對已進入慘淡周期的新能源產業無疑是雪上加霜。 “曬著太陽唱著歌” 就掙錢？ “他叫我捐20萬，我說一分錢都沒有，他氣得把我罵了出來。” 36歲的光伏電站“站長”老林被格爾木市政府的領導趕出了辦公室。 “他叫我捐20萬，我說一分錢都沒有，他氣得把我罵了出來。”靠在火鍋店滿是油膩的藤椅上，老林一邊抽著煙，一邊用調侃的口氣跟他的“戰友”們講述白天的經歷。 老林的三位皮膚曬得黝黑的“站長”朋友撇著嘴笑而不語——這樣的情形并不陌生。 這是2012年7月11日晚上，青海小城格爾木。幾家響當當的國有大型電力集團的光伏電站“站長”們正在這里小聚，擁擠的屋子煙霧繚繞。 受益于優惠政策，就像當年的西部淘金熱，老林成為最早一批涌入格爾木淘金的太陽能光伏電站投資者。干了一輩子“又臟又累”火電的老林認為，這回“曬著太陽唱著歌”就能把錢掙了。 一年以前的2011年8月1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1.15元/千瓦時的太陽能統一上網電價政策，這對遭遇行業寒冬，電池板大量積壓，明星公司瀕臨破產的太陽能行業來說，無疑是根救命稻草。 與各路開發商一拍即合的地方政府，也誓言要把格爾木這個“兵城”、“汽車之城”重塑成一座“光伏之城”——建設全國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基地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光伏電站群。現在，飛機在格爾木降落時，足足要花5分鐘才能飛過政府規劃的這片150多平方公里的藍色電站區域。 最火熱的西部光伏電站建設狂潮就此拉開序幕。 過去一年里，華能、國電、大唐、中電投等大型國企，正泰集團、漢能控股等大型民企，背景神秘的煤老板、林老板，以及國外太陽能公司和私募基金等各種背景的投資者如鯊魚嗅到腥味般被吸引到戈壁，紛紛涌向距離青海首府西寧800公里遠的格爾木戈壁——這里集中了青海省一半以上的光伏電站，而青海一省就占據了全國近三分之一的裝機容量。 2011年9月最瘋狂的時候，昔日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上甚至出現了“千人大會戰”，四千多名工人在中電投集團的200兆瓦光伏電站上連夜施工，以沖刺“全球單體最大的太陽能并網光伏發電項目”。 然而，一年蜜月期過后，類似老林這樣抱著掘金夢想的電站開發商感受到了層層壓力。 “虛高”的土地稅 電站占用的都是戈壁、鹽堿地等不毛之地，土地稅算下來比招標還多得多，簡直不可思議。 格爾木周邊的景色非常荒涼，相對于極度貧瘠的土地資源，現在突然變得稀缺的陽光資源，看上去對這個沙漠中的小城更具有補償性質。 即將開征的土地使用稅就是“補償”之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土地使用稅在大城市到中小型縣城每平方米從0.6元到30元不等，而對于在荒漠中建設太陽能發電廠所占用的土地，是否應收土地使用稅并沒有明確規定。 這成為爭議的焦點。來自四面八方的電站投資者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就在半年前他們還被告知戈壁灘上的土地均為無償劃撥，但投資進來之后卻被告知土地將不再免費。 地方政府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太陽能發電廠一次性投資巨大，迄今為止已為格爾木市帶來了高達64億元投資，占全市投資總額的42.54%，但與高額投資額相對應的，是光伏企業對地方財政貢獻的稅收卻極其微薄。 記者了解到，由于電站收入來自電費，在格爾木投資了4億元的正泰太陽能格爾木光伏發電公司，2011年一共只交了不到15萬元稅。截至目前，其2012年的納稅總額也僅僅25萬元。不僅如此，太陽能發電廠由于日常運營維護簡單，往往只需要“一個人一條狗”——建成后對當地就業也貢獻有限。 這種背景下，如果開征土地使用稅，據正泰相關人士估計，其每年的納稅將是過去的5倍。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員王斯成說，電站占用的都是戈壁、鹽堿地等不毛之地，“算下來比招標還多得多，簡直不可思議。” 同時，來自安監、環保、消防、綠化等各個部門的通知也在源源不斷地匯總到站長們的辦公桌上，“這都是要收錢。”上述電站負責人指著這些文件對記者說，他們甚至擔心，正在電站周圍修建的一個總投資6900萬元的“光伏大道”工程，最終也會攤派到各業主頭上。 一位民營投資商說，他甚至曾被另一縣政府指定一家設計單位做“環評”報告，設計單位開價即500萬元，而做一份普通環評的費用通常為10萬元左右。在電站建成后，如果要請電網來做入網監測試驗，“出一次車就是200萬”。對這些抱怨，格爾木市發改委的內部人士認為過于夸大其辭，他們“并沒有聽說過”，且很多收費“并非只針對光伏電站”。上述人士解釋說，格爾木市不僅幫光伏企業組織青海省國開行、交行、工行等銀團貸款，還對企業全部執行優惠利率，大大減輕了企業的負擔。 炒賣“路條” 一個10兆瓦光伏電站的“路條”成本是60萬-70萬元，倒手后可以賣到200萬元，而少數經過“三手”“四手”交易的“路條”價格就更高。 2012年7月20日，青海省發改委宣布，今年青海省將集中再放批1GW的光伏項目審批“路條”——這占據國家能源局2012年光伏裝機3GW計劃目標的三分之一，一時引來各方熱議，批評者稱這種盲目發展的做法令人擔憂。 格爾木灼熱的陽光資源原本一文不值，由于電網容量的限制，名額有限的開發權就成為跟采礦權一樣寶貴的資源——業內將光伏電站項目的開發權稱之為“路條”。對遠道而來的開發商而言，獲得一紙路條，就相當于獲得了一張通向財富之門的通行證。 早在2011年12月30日，青海省一位領導就在“青海省第三次新能源開發協調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明確表示，“目前前來接洽的企業已經大大超過了青海電網可承受的容量，不具備實力的企業，該退出的盡早退出”。 此言顯然針對大量借機在青海“圈地”的開發商。為了避免被此類企業“忽悠”，青海省設置了三個門檻：優先考慮大型優秀發電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來青海發展光伏產業上游產業鏈的企業和做光熱電站的企業。 以“到青海發展光伏產業上游產業鏈的企業”為例，這種“用制造換投資”的要求多提給在青海沒有業務的民營和外資企業。“要拿路條就必須到青海投資光伏制造業，但現在整個行業都產能過剩，只有傻子才會去建新工廠。”一位業內人士批評說，國家發展新能源的政策到了地方就成為招商引資的籌碼，這種不顧產業環境硬性要求繼續上馬產能的做法，只會讓已進入慘淡周期的新能源產業雪上加霜。 為了拿到路條，盡管不少投資商都承諾會投資上游制造業，但實際動工建設者寥寥無幾。 此外，公司若要申請到“路條”，幾乎都要耗費幾個月和60萬-70萬元前期投資——先做前期規劃、勘探，與地方政府對接，拿下項目土地，獲得電網接入的初步許可意見，最后才能從地方發改委處拿到一紙“路條”。 當然，也有不用擠破頭辛苦去跑“路條”的方法——買“路條”。通常市場行情是，一個10兆瓦電站的“路條”成本是60萬-70萬元，倒手后可以賣到200萬元，平均市價0.2元/瓦。而少數經過“三手”“四手”交易的“路條”價格就更高。一位來自大唐新能源的內部人士說，他北京辦公室每天至少有三撥人來買或者賣路條。 實事上，政策制定者也希望禁止路條買賣，但操作困難。賣方或憑借“路條”資源在買方成立的項目公司中擁有一定股份，等項目竣工后再擇機退出，抑或是賣方先自行建設完電站，建成后再將項目公司股權轉讓給買方——買賣雙方往往通過“合作”的方式悄悄完成路條轉讓，這讓灰色的路條“買賣”交易難以界定。 高額保證金 申請一個20兆瓦光伏電站，需要向當地繳納2000萬元保證金。而保證金的管理單位卻是同樣獲得電站“路條”的“運動員”——青發投。 顯然，這種從政府手中“忽悠”到開發權之后再倒賣的掮客行為是政策制定者不愿看到的。為了規范市場，青海省發改委規定了“保證金”制度：按照100萬元/兆瓦收取，也就是說，申請一個20兆瓦光伏電站，需要向當地繳納2000萬元保證金。 這種防止電站開發商圈地不建電站的做法的確將那些沒有實力的“皮包公司”拒之門外，但不透明的保證金管理方式卻讓這一初衷良好的制度變得難以捉摸。 記者獲取的一份“路條”文件中明確表示，青海省發改委“委托青海省發展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青發投”）作為保證金管理單位，你公司須于5月25日前將保證金繳至指定的專用賬戶”，“未按規定時間提交保證金，未按規定時間完成項目可行性報告、土地預審、環評等前期工作，本文件自動失效。” 每份路條都做了上述要求，在電站開發商的眼中，疑問最多的則是保證金的管理單位——青發投。因為在今年發放“路條”的43家企業之中，青發投也獲得了20兆瓦“路條”。 “我跟這家公司沒有任何業務往來，為什么要交給這家公司？他既在43家企業中，又負責管理所有人的錢，如何保證保證金的使用安全？”一位國企開發商質疑道，“據說現在已經收取了7億多保證金，現在錢最能生錢，誰來確保資金不被挪用？” 正是出于上述擔憂，盡管繳納保證金的最后期限已經過去2個月，但現在仍有部分企業遲遲沒有繳納，其中包括一些最早到格爾木投資的國有企業。 一些已經好不容易申請到路條的企業已經準備退出。“到最后又變成國企的游戲，只有他們最不缺現金流。”一家申請到50兆瓦路條的民營投資商對記者說。 不過，一家在格爾木已投資50兆瓦光伏電站的大型國企也決定暫緩2012年的項目。“今年以來就再沒有好消息了。”這家企業的現場負責人坐在中控室的電腦前面，望著窗外的藍色陣列對記者說，2011年5月戈壁上就人山人海地干了，現在已經是7月，戈壁上依舊安安靜靜。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甘肅、新疆也新加入到光伏電站“路條”發放的隊伍中來，且發放力度是青海的數倍。在青海已深感進退兩難的開發商，如今正欲轉移戰場，但在更為瘋狂的甘肅和新疆，迎接他們的會是陽光燦爛嗎？ 來源：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