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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集微網 香港亞洲時報網站8月15日報道，對于政府經濟政策的真正含義，經濟學家們通常會找到很多方式表示不認同。 過去10年至15年的重大創新都在貨幣政策方面，日本央行就走在央行貨幣擴張和大規模購買政府債券的世界性實踐的前沿。 經濟學家們對這一政策趨勢的最終目的——反通縮、拯救銀行和證券市場，還是給公共投資融資——爭論不休，但這一趨勢本身是無可爭議的。 現在的大趨勢是推行帶有公共補貼和投資的大型項目的產業政策，但奇怪的是，這方面的爭論要少得多。拜登總統在美國發揮了帶頭作用，這就是為什么有人稱之為“拜登經濟學”。 盡管歐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設立的“下一代歐盟”計劃確實在這方面領先，但美國認為自己的項目更大更好，也更吸引眼球，這就是為什么拜登經濟學誘人的口號在早前的里根經濟學和安倍經濟學之后流行起來。 經濟學家們似乎一致認為，這些大型項目意味著他們所說的“大政府”回歸了。這在美國集中體現在《芯片與科學法》和《通脹削減法案》上，前者為支持半導體產業撥款527億美元，后者會在未來十年內為能源轉型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超過4000億美元。 “大政府”產業政策指的是國家對產業的大規模干預政策，這意味著犧牲進口商品和服務來偏袒本國生產者，讓這一政策趨勢帶有保護主義色彩。 這種保護主義色彩導致人們普遍覺得全球化時代可能已經結束。由于美國和歐盟率先實行耗資巨大的產業和基礎設施政策，據推測，日本和英國等其他國家將不得不努力參與競爭，以防止本國企業和生產轉移到補貼規模最大的地方。 基于國家競爭理論，經濟學家們的共識似乎是：這種耗資巨大的產業政策趨勢將長期存在，正如貨幣政策主導的趨勢持續了十多年，這一趨勢也會如此。 支持這一論點的還有另外兩個因素：第一，對抗氣候變化、支持綠色能源轉型的斗爭是長期的，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公共補貼和投資；第二，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和軍事競爭也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實，長期實行耗資巨大的產業政策旨在防止中國取得支配地位，無論在軍事領域，還是經濟領域。 然而，我認為將此視為長期趨勢的想法缺乏可信度。原因很簡單：公共補貼和投資總得要籌資，而在主權債務水平高、利率上升的情況下，為這些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融資將非常困難。 之前由貨幣政策主導的時代的矛盾點是，當借貸成本超低時，很少有政府認為能利用它為公共投資的大型項目融資。現在借貸成本不斷上升，各國政府卻努力為耗資巨大的公共投資項目融資。 只有在這些項目能夠成功提高長期的經濟增長率、進而提高稅收的情況下，這種做法才可持續。如果它們確實有這種長期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那很好。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對經濟增長的任何積極影響都會相當短暫，因為它正在與借貸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展開較量。 “大政府”產業政策時代帶來的成果似乎會轉瞬即逝，至少這是一個普遍現象。例如，美國圍繞政府債務上限的政治斗爭使人們很難想象《通脹削減法案》會再次出現。 這種產業政策趨勢中較小的地緣政治因素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因為技術出口管制和所謂的在依賴中國方面“去風險”都是由政治驅動，并不是經濟。其中較大的氣候相關因素也將以某種形式存在，但選民通常不愿投票支持增稅來為此買單。 產業政策廣泛的受歡迎程度與公共債務居高不下的現實產生了沖突。既然現在人們（至少有一些社會名流）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那么這個現象或許已經處于高峰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