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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遠川研究所 《三星帝國》中描述，促使李秉喆投資電子產業的契機是70年代的石油危機，由于中東戰爭引起的巨大原油缺口，李秉喆意識到身處資源匱乏的韓國，對資源依賴低，附加值更高的電子產業，也許才是三星的未來。 相比韓國，以色列的情況有過之無不及，不僅缺油少礦，連水資源都成問題，還要面對從三個不同方向虎視眈眈的阿拉伯國家。 從某種角度看，以色列的發展路徑和韓國相當類似，甚至在一些層面遠遠超過了韓國人。正如《創業的國度》序言所寫： 我們唯一能夠自由支配的資本就是人。但這片不毛之地不會折服于金融發展，只會折服于索求甚少、勇于開拓的人們。 這塊人口不足千萬，整個國家都在響尾飛毛腿之內的彈丸之地，誕生了世界前十大晶圓廠之一的Tower Semiconductor（高塔半導體），世界第二大FPGA芯片公司Altera，以及自動駕駛芯片公司Mobileye，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數量位居世界第三。 今年6月，以色列公布了一筆該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外來投資：英特爾將斥資250億美元在以色利建造晶圓廠，這一數字已接近美國《芯片法案》中，承諾補貼給所有半導體企業的總金額的一半。 在此不久前，英偉達也宣布正在以色列建造最強大的AI超級計算機，并且已經在和以色列800家初創公司、數萬名軟件工程師開展合作。 一片飽受戰火和仇恨蹂躪的地方，為何成為了半導體公司的兵家必爭之地？ 上過前線的企業家 1967年6月5日清晨，蘇伊士運河附近埃及空軍基地的官兵還在進行早班交接工作，以色列戰機悄然出現在基地上空，對著機場跑道和埃及戰機進行掃射。 緊接著，以色列地面部隊也派出坦克裝甲車，向靠近以色列國界的埃及西奈半島發起進攻。 與此同時，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一個名叫Glilot的樞紐地區，代號8200的情報部隊也在大后方行動[3]，他們在這一天成功截獲了埃及總統納賽爾和約旦國王侯賽因的保密專線電話，掌握了阿拉伯聯軍的下一步計劃。 最終，這場戰爭只打了六天時間，就在以軍的壓倒性勝利，阿拉伯聯軍的敗退中結束，因此也被稱為“六日戰爭”。戰爭首日就立下大功的8200，一度只能使用美軍淘汰下來的軍事裝備。然而戰爭過后，8200的地位迅速提高，開始快速發展。 六日戰爭期間，埃及總統納賽爾的肖像靠在一輛被摧毀的埃及坦克上 由于地處阿拉伯國家的包圍圈，以色列是全球為數不多全民兵役，而且女性也需要服役的國家。8200會從每年的新兵里挑選100名左右的技術人才，進行計算機編碼、黑客技能的集中培訓，承擔情報搜集和破譯等工作。 五次中東戰爭后，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偃旗息鼓，但技術的進步卻從未停歇。 8200的另一個身份是以色列的高科技產業發動機，大部分8200的精英士官退役后都選擇了下海。《福布斯》做過一個統計，有超過1000家高科技企業出自以色列8200部隊[8]。《創業的國度》中曾這樣形容： 在以色列，從某種程度上說，一個人在學術上的經歷比不上其在軍隊的經歷重要。在求職過程中，每次面試必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你在軍隊的哪個部門服役？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后，希伯來大學的兩位教授又向以色列軍方提出了一個新的計劃：以色列必須掌握科技上絕對的優勢，才能彌補人少地小的缺陷。 贖罪日戰爭中，埃及的突然襲擊打了以色列措手不及，以色列的陣亡高達2800人，并失去了從埃及手里搶來的西奈半島。盡管雙方在美國的調停下休戰，但戰爭極大的挫傷了以色列自六日戰爭以來的自信，這也是Talpiot計劃誕生的背景。 和8200類似，Talpiot每年會篩選2%的頂尖高中生，并在一系列測試中淘汰90%。最終留下來的人會進入軍隊，專供數學、物理學等基礎科學的研究。 如果能在軍隊順利畢業，那么他們將成為真正的Talpion——這個詞來自圣經，指城堡的塔樓，象征至高成就。 時至今日，這個項目僅培養了650名Talpion，但幾乎所有人都成了以色列頂級的學術專家，或者高科技公司的創始人。 這種在軍事力量上不計成本的投入，讓以色列批量生產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1974年，贖罪日戰爭一年后，以色列迎來了也許是本國高科技產業歷史上最重要的投資者：英特爾。 英特爾帶大的孩子 1974年，英特爾開設了第一家在美國以外的芯片研發中心，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港口城市海法。研發中心的負責人是一個名叫多夫·弗羅曼（Dov Frohman）的以色列人。 Frohman出生在二戰前夕的阿姆斯特丹，父母都死于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Frohman則被藏匿在一個比利時農民家里，直到戰后被以色列的遠房親戚發現。 在軍隊服役后，Frohman進入了被譽為“中東MIT”的以色列理工學院，隨后赴美攻讀碩士，畢業后加入了大名鼎鼎的仙童半導體。 1969年，拿到博士學位的Frohman又跟隨英特爾三巨頭戈登·摩爾、羅伯特·諾伊斯和安德魯·格羅夫，加入前一年創立的英特爾公司。在英特爾的30多年里，Frohman最大的貢獻就是發明了EPROM。 英特爾成立初期，市面上的ROM（只讀存儲器）還是不可編程的，即存儲的數據不可修改和定制。 1971年，Frohman為剛成立三年的英特爾發明了第一款EPROM（可擦除可編程只讀存儲器），它能通過紫外線擦除數據，使芯片重新編程。 在戈登·摩爾的眼中，EPROM的重要性和CPU不相上下[9]。后來誕生的閃存技術，也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而來。作為發明人，Frohman的地位不言而喻。1974年，功成名就的Frohman決定回國建設家鄉，干脆說服了英特爾到以色列開公司。 當時，英特爾起家的存儲業務被日本人打的生活不能自理，被迫轉向微處理器的研發。Frohman領銜的海法研發團隊不負眾望，在1980年設計出了英特爾的里程碑產品之一：8088芯片。 由于體積足夠小，8088是真正意義上第一款面向PC市場的CPU。1981年，IBM推出搭載微軟MS-DOS和8088芯片的IBM PC，獲得巨大成功。 以色列人對此不吝自豪，當地企業家Jon Medved一度開玩笑，英特爾應該把“Intel Inside”的廣告語換成“Israel Inside”[11]。 隨后英特爾趁熱打鐵，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個美國以外的晶圓廠，負責8088的接班人386芯片的生產[10]。海灣戰爭期間，在飛毛腿導彈隨時會落到海法和耶路撒冷的日子里，以色列工廠作為386芯片的主要供應商，訂單全部準時交付[10]。 伴隨這種緊密綁定的關系，以色列逐漸成為英特爾在美國之外最重要的研發中心，英特爾在以色列的投資和并購也愈加頻繁，比如自動駕駛芯片公司Mobileye和芯片制造公司Tower Semiconductor。 多年來，英特爾在以色列投資了超過30家公司，總金額達到數百億美元。 長期以來，以色列擁有全球8%左右的芯片設計人才和設計公司。在芯片產業，一家芯片設計公司很可能任何實際的產品，就被大公司以防御性或技術儲備的目的收購。 而對大公司來說，與在內部從頭研發，不如直接購買成型的初創公司作為發展基礎。 這也是為什么在英特爾之后，微軟、三星、蘋果這些大型科技公司先后在以色列建立起研發中心。 對這些公司而言，人才比手里的現金重要的多，除了硅谷，很可能只有以色列能滿足他們。 有天才的地方，就有資本主義 蘋果在設計第一款手機處理器A4時，挖來了曾在英特爾工作十多年的以色列人Johny Srouji。和Frohman一樣，Johny Srouji畢業于以色列理工學院，加入蘋果后迅速成為芯片部門一號人物，掌舵特拉維夫的芯片研發中心，被彭博稱為“那個你從來都沒聽說過，但又最重要的蘋果高管”。 Johny Srouji確實鮮有拋頭露臉，上一次公開出場還是2020年的WWDC，Johny Srouji在視頻里宣布Mac產品線將徹底淘汰老東家英特爾的處理器，侮辱性極強。 大部分活躍在以色列的芯片工程師都在英特爾打過工，然后離職創業，接著又被英特爾或其他科技公司收購。英偉達豪擲69億美元收購的Mellanox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工作幾年后離職創業，他們則成為以色列新一代的創新力量。 其中包括一名叫做Eyal Waldman[14]的芯片設計師，他于1999年成立了一家影響深遠的芯片企業：Mellanox，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大語言模型爆發的基礎。 Mellanox的創始人Eyal Waldman在22歲那年就跟隨軍隊打了黎巴嫩戰爭，退伍后進入以色列理工學院深造，接著在英特爾干了5年。 1999年，Eyal Waldman創辦了Mellanox，拳頭產品是名叫infiniband的無線帶寬技術，由于極高的數據吞吐量和極低的延遲，infiniband非常適合面向AI訓練的數據中心。 2020年，英特爾、微軟、賽靈思同時向Mellanox拋出橄欖枝，但最終被英偉達收入囊中。英偉達后來推出大名鼎鼎的DPU（數據處理器），就是從Mellanox內部孵化而來。DPU內置于AI數據中心中，可以提升網絡性能，配合高算力 GPU ，支撐更大規模的大語言模型訓練，從而縮短訓練時間。 收購Mellanox后，英偉達將其1000多名工程師隨即納入麾下。目前，英偉達在耶路撒冷、特拉維夫、貝爾謝巴等地開設了共7個研發中心，雇員將近3000人。賣掉公司的Eyal Waldman選擇拿錢走人，專職做天使投資人。 這是大多數以色列科技公司的發展路徑：從大公司辭職當老板——瞄準一個前沿技術領域——把公司賣給大公司。 
大部分被收購的公司都有類似的特點：技術能力很強，但幾乎沒有銷售和運營能力，甚至沒有成型的產品。蘋果在2011年收購的Anobit是個典型的例子。 Anobit的核心技術是閃存控制器，主打賣點是低功耗、同時支持20nm以下制程的顆粒，與移動設備的需求完美契合。 而當時蘋果恰好剛發布iPad產品線，同時計劃把Mac產品線的存儲設備都替換為閃存芯片。很難不讓人懷疑Anobit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賣給蘋果。 類似的故事不勝枚舉，以色列公司往往會賭博式的瞄準非常前沿的技術領域，比如AI和自動駕駛，然后在技術成熟后就尋求安全退出，這也讓以色列成為了風險投資圣地。 據統計，有1/3的以色列公司通過上市退出，2/3的公司通過被收購退出，其中大部分被美國公司收購。當以色列的技術人才走出軍隊和大學校門的那一刻，富可敵國的美國公司就已經在草擬并購條款了。
因而，以芯片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在以色列的進步，核心是以教育系統和技術產業化組成的人才輸送體系，盡一切可能榨干每一個人的價值。 當然，方法不是讓背著房貸的技術人員每周工作80小時，而是努力提高他們創造力的上限，然后賣個好價錢。 同一時期的日本和韓國 以色列芯片產業起步的70年代，也是東亞電子產業騰飛的年代。 依靠通產省主導的產學研集中攻關，日本存儲芯片超越了同時期的美國，在80年代登上全球頂峰。但在90年代的衰退中，存儲、面板、芯片制造這些優勢項目又被韓國人相繼擊敗，并保持著驚人的優勢直到今天。 東亞電子產業的騰飛，很大程度上依賴產業政策主導下，由出口貿易帶動的產業升級，即東亞模式。全國各地的高校批量生產著理工科人才，源源不斷的輸送到工業部門。 東亞經濟體的優勢產業往往有一個特點——其技術進步往往集中在生產制造環節，以服務于大規模標準化的生產。 無論是面板還是存儲芯片，由于產品高度標準化，它們的核心競爭力都是規模換來的生產成本降低，而非純粹的技術進步。 在這個語境下，擁有強勢中央政府、高儲蓄率和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東亞經濟體，就成了摩爾定律的主要戰場，經過標準化教育培養出來的年輕人，一代又一代支撐著產業發展的藍圖。而這些特點，以色列都不具備。 因此，在集成電路日行千里的黃金年代，以色列人選擇了另一種方式。 越是前沿的科技，某個個體的重要性和附加值就越高——比如蘋果造芯的另一個幕后功臣Jim Kaller，他在蘋果、AMD、英特爾、特斯拉都待過，在每家公司都留下了傳奇作品。 同樣的道理，如果2013年Geoffrey Hinton沒有選擇谷歌，而是加入了微軟或百度，深度學習的歷史恐怕又要改寫。 至少對2009年正在攻克自研芯片的蘋果來說，把Johny Srouji納入麾下，可能比招聘10000個集成電路專業畢業生都更有價值。 這也是以色列的思路——與其把10000個畢業生培養成合格的產業工人，他們寧愿讓9999個人都碌碌無為，也要賭剩下的那個人就是Johny Srouji。 謝謝你，夏爾·戴高樂 1967年的六日戰爭期間，法國前總統戴高樂突然宣布中斷對以色列的武器供應，這被以色列人視為自己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這件事的背景是1960年，法國承諾在10年間向以色列提供200輛AMX 13坦克，72架“幻影”戰斗機。當時，法國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軍火供應商。 然而1967年，法國的外交方向轉向了和阿拉伯世界保持穩定關系。隨后，戴高樂的繼任者喬治·蓬皮杜把200輛AMX坦克給了利比亞，還把以色列已經付款的50架“幻影”戰斗機，轉手給了以色列的敵人敘利亞。 《創業的國度》中描述：法國的背叛讓以色列人產生了戒心，他們一致認為不能再如此依賴國外的武器供應了。這最終促成了獅式戰斗機和梅卡瓦坦克的誕生。 雖然獅式戰斗機項目后來被取消，但失業的工程師分批次流入科技公司，大量人才一下子釋放到了市場化環境中，大量自主軍事研發工作為當時的科技公司注入了寶貴的經驗，間接推動了以色列快速跟上了70年代后的集成電路技術浪潮。 高科技的突破有很多種路徑，但在以色列，它是戰爭的陰霾、貧瘠的土地、劃過耶路撒冷上空的哈馬斯火箭彈和對技術人才近乎病態的生產與汲取。正如投資了即時通訊軟件鼻祖ICQ的尤西·瓦爾迪所說： 以色列高科技的真正締造者是阿拉伯世界和夏爾·戴高樂，是他們讓我們不得不去發展自己的工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