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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http://finance.ifeng.com/news/pic/detail_2011_05/12/6335944_0.shtml “這都是‘斷子絕孫’的種子，如果哪天種子基地或種子倉庫被襲擊了，又或者出現人為操作失誤，種子公司制種失敗，又或者播種后出現大面積天災導致必須補種，到時候農民拿什么來重新播種？”4月27日，《南方農村報》發表了李昌平致袁隆平的公開信，李出人意料地請求袁隆平“放棄繼續攀登雜交稻新高峰，轉向常規水稻品種的培育”。 李昌平的公開信在網絡上被廣泛轉載，盡管不少人贊賞他的危機意識，但許多業內人士認為李昌平的意見“很外行”。 “我對雜交水稻過度推廣的擔心已有多年。” 5月3日，李昌平接受時代周報專訪時強調。其實并非只有李昌平注意到了種子的安全問題，國務院從去年年底開始就密集發布種業改革新政。 5月9日，國務院在湖南長沙召開全國現代農作物種業工作會議，這是新中國以來第三次種業最高規格會議。20多天前，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建立商業化的農作物種業科研體制，并且鼓勵發展“產學研相結合”、“育繁推一體化”的種業體系。 《意見》被認為是種業第二輪改革一個重要標志。然而，對于如何解決種業亂象，業內與業外的人士意見分歧頗大，更有業外的學者直接質疑種子商業化的改革方向，擔心將給外國種企占領中國糧食市場更大的空間。 雜交水稻引出種業安全問題 “我們國家的種業目前情況不太好，小、多、亂、雜，我們全國有一萬多家種子公司，好多假冒偽劣公司，產品假冒偽劣很多，坑害農民，還有國外的種子公司打到我們國內，來勢很兇猛，蔬菜90%以上的種子是國外。”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近日從臺灣趕回了湖南，在面對媒體采訪時，他并不諱言種業的種種亂象。 袁隆平或許同時收到了三農學者李昌平的快遞信件。 在信中，李昌平認為，種子公司現在幾乎只向農民出售雜交水稻種子，而傳統的常規種子幾乎找不到了。雜交水稻收獲后如果再次播種必然減產，不像常規種子那樣能種好多年。 “國家應該從戰略安全考慮保留10個縣的常規種子種植區，雜交水稻很好，但任何技術都不能絕對化地利用。”李昌平建議。 “常規種子只需要三斤糧食就能換到，而雜交水稻種子卻要20斤糧，并且只能種一季，這肯定更受種企的歡迎。”李昌平擔憂，種企通過與地方政府的利益輸送，強迫農民播種雜交水稻，若干年后常規種子將難尋蹤影，“這就跟轉基因主糧種子一樣，一開始偷偷地廉價推廣，等到農民都種了這樣的種子，他們就能大幅提價，而農民手里沒有自己的種子，將徹底喪失定價權。” 李昌平所擔憂的，其實是種子安全及其所帶來的糧食安全問題。 在公開信刊發之后，5月3日，李昌平參加了國務院食品安全辦的一個座談會，會議的主題正是轉基因種子。但在會上，一個說法讓李昌平極為擔憂—袁隆平從原來反對轉基因水稻商業化轉變態度，提出要做吃轉基因抗蟲食品的志愿者。 會上提出這一說法的是中國農科院研究員、著名玉米專家佟屏亞。“現行科研體制是以5年為一管理周期，研究人員沒有耐心搞什么基礎研究，希望自己培育的轉基因水稻品種盡快商業化，以期報成果、獲獎勵、晉職稱、顯聲譽。”佟屏亞在上述座談會上說道，“2009年，國務院通過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投入科研經費200億元支持轉基因作物的研究。國家一次性投入轉基因研究經費比常規育種研究經費要多出幾十倍乃至上百倍！”而佟屏亞和李昌平猜測，正是不對稱的科研投入促使袁隆平的合作者、學生不斷游說他加入轉基因水稻的陣線。 洋種子大舉入侵 截至記者發稿時，李昌平尚未看到袁隆平對公開信的任何回應。 但在4月29日，隆平高科[29.25 -0.85% 股吧]總裁劉石在他的博客上對李昌平進行了“批駁”。 在這篇題為《致袁隆平的公開信》的博文里，劉石認為，種子應該“物美價廉”，“應該讓農民買到便宜種子”的想法完全是“家長心態”，種子的定價應該尊重市場規律。 “是孟山都的劉石么？”當記者提及劉石的回應時，李昌平感到一絲不快。隨后他向記者強調，外資種企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威脅之一。 正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當時供職于孟山都中國區的劉石幫助這家跨國種企成功打入了中國市場。而2001年轉投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之后，劉石更是以“先玉335”玉米種子占領了中國玉米種子市場的最高份額。不少人質疑這一品種是轉基因種子，但此時的劉石已經在一年前轉投了隆平高科。 除了“先玉335”，包括孟山都“迪卡007號”多個外資品種都曾被質疑為轉基因種子，而作為非主糧的大豆，種子市場被國外轉基因品種全面占據的現狀更是人所共知。 據統計，目前在中國注冊的外資(含合資)種子企業已經超過了70家，其中包括跨國巨頭孟山都、杜邦、利馬格蘭等。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全球種業市場。 “再這樣下去中國人吃的糧食都會被外國轉基因品種占領，商業化從一開始就錯了，這次如果還這樣繼續搞下去，種企是賺錢了，最后農民只會越來越苦。”云南財經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經濟學家認為，正是2000年以來的種子商業化改革讓外國種子有了可乘之機。 不少看到李昌平公開信的網友表示，與雜交水稻相比，他們更擔憂袁隆平這樣的科學家加入到研究轉基因水稻的行列。 關門還是改革 
與上述學者的觀點恰好相反，種業專家、經營者都普遍認為應當通過進一步的商業化競爭以及企業整合應對外國種子的挑戰，如何整合，是此輪“種業新政”的焦點。 “實行‘關門’政策保護了什么？保護的是落后制度、保守思想和陳舊理念。中國種業不開放，短時期可以受到保護而不受沖擊，但種業的發展水平、育種水平將會永遠停留在低層次上。”盡管同樣反對轉基因主糧，但佟屏亞對重新關門的想法十分不以為然。 農業部去年年底公布《農作物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修訂草案)》重新界定種子企業準入門檻，注冊資金1億元以上的種子公司歸農業部審批，注冊資金3000萬元以上的種子公司歸省市種子管理站審批。當時就有人士指出，如果按照這一方案，90%的種企將被淘汰。 種業主管者顯然希望以“做大做強”的慣有思路強制整合出中國自己的“孟山都”。但佟屏亞對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并不樂觀。 在首輪改革中，農業部曾出臺文件：注冊資金3000萬元的種子公司歸農業部審批，注冊資金500萬元的種子公司歸省市種子管理站審批。有人估計，如果嚴格按注冊規定，全國大部分處于虧損狀態的縣級公司會自動消亡，能保存下來的不會多于1/3。 “但很多地方政府從保證職工生活和安定團結出發，幾乎所有的縣級國有種子公司都給注冊了500萬元資質。”佟屏亞回憶道，“這近萬家注冊資本500萬元種企中除了民營公司、科研院所自辦公司，更有一部分是通過潛規則交錢就能辦證的‘皮包公司’。” 事實表明，大量沒有生存能力的種企反而活得很不錯。2008年，佟屏亞曾上書國務院，建議將良種補貼“直接發到農民手里”。這項從2002年開始的專項補貼資金至今共投入近500億元，但卻是補貼給種企。 “實際上，國家補貼由各縣農業局說了算，負責最終的具體分配。而因為農業局會優先照顧本地的小種子公司，補貼額度又相當高，接近種子市場售價的50%，因此，大種子公司的良種紛紛滯銷。”北京金色農華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總裁李紹明介紹。 混亂的還不僅僅是種企。科研機構通過爭取國家研究經費投入到商業育種研究，然后通過關聯種企獲取商業利益的情況亦相當普遍。 “相對種子價格或者外資威脅，我更關心的是種業的進一步商業化以及科研體制改革。”佟屏亞說，基于這樣的考慮，他支持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革，認為充分的種業市場競爭才能真正保障農民的利益。 4月18日的《意見》中提出，未來的改革方向將是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院所和高效重點開展基礎性、公益性研究，并在“十二五”期間退出商業化育種，同時鼓勵科技資源向企業流動，提高企業品種研發能力。 但如何落實，尚未定論。“進一步的消息還沒有出來，再等一等吧。”年近80歲的佟屏亞在看到長沙會議的官方報道后嘆氣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