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新群體：大學生農民工生存狀態調查 核心提示 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群體：他們出身農村、考上大學、進入城市，畢業后與進城打工的父兄匯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他們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混同，工資相差無幾，生活境遇同樣是在城鄉之間漂浮。對這樣一個近幾年涌現的年輕人群體，我們稱之為“大學生農民工”。 保安員、保潔工、快遞員、賣串串香的小販、建筑工地綠化員、街頭兜售手機的游商、做涼皮和刨冰的店員、汽車貼膜小工、胡辣湯小攤攤主…… 看到以上打著“農民工”烙印的職業時，你可能無法想象，他們正是記者在重慶、河南、浙江三省(市)所調查的一批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職業。他們被賦予這樣的稱謂：“大學生農民工”。 論知識是大學生 講身份是農民工 大學生農民工，一個正在變得龐大的社會新群體。 在重慶市白馬凼公交車站附近，有一個隱沒在高樓大廈中的城中村。這里的路面裸露著拳頭般大小的石頭，坑坑洼洼的街道污水橫流。農民工和大學生農民工混居在一起，達數千人。 冬季的重慶陰冷潮濕。24歲的姚明和5名室友，擠在城中村一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民房中，高低床、水泥地，襪子的臭味彌漫著，隔壁居住著一對農民工夫婦。來自陜西省高陵縣藥惠鄉麥張村的姚明，2010年畢業于西安科技大學電控學院，在重慶頤洋企業發展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份超純水機售后服務的工作，月收入1500元。“抽煙6元、早餐1.5元、車費4元、午餐6元、晚餐5元，我一個月至少需要700元生活費，剩不下多少錢”。 姚明的戶籍還在農村老家，他告訴記者：“沒有房子沒有家，遷戶入城有什么用？還不如在農村有塊地。”究竟有多少大學生農民工居住在這里？姚明形象地比喻說：“我們像上千顆沙粒，滲透在農民工聚居區，漸漸地和農民工融為一體。僅從外表，難以分辨。” 每一座大城市里，都有類似的農民工和大學生農民工混居區，比如在鄭州，他們就主要聚集在北環柳林、廟李、城北一帶的城鄉接合部。 大學生農民工這個新群體人數究竟有多少？重慶市團委最近的一次500份新生代農民工抽樣調查顯示，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占比為24.2%。 記者選取村莊、企業、大學班級三個與農村大學畢業生關系密切的點進行統計分析，表明大學生農民工是隨著大學擴招、就業難加劇后，正在迅速長大的新社會群體。 ——村莊。近三年，西安市高陵縣藥惠鄉麥張村、重慶市榮昌縣雙河鎮雙河村四組、重慶市巫山縣建坪鄉中伙村等三地大約有22人大學畢業，目前至少有10人的生活狀態使其可以被視為典型的大學生農民工。 ——企業。重慶新龍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中有農民工1047人，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有117人。 ——大學班級。來自河南省葉縣下里鄉的李太白，2008年畢業于河南省科技學院。畢業以來，先后干過屠宰等體力活。他做了一個統計，大學同班有19名男生來自農村，除3人考上研究生、4人在企業上班外，其他12名男生都在鄭州“漂著”。 半個月來，記者采訪大學生農民工，與他們交談、吃飯，走入他們的生活、情感——如果說改革開放的頭30年，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造就了2億多城鄉兩棲的農民工大軍，形成同工不同酬、貧富分化、留守兒童等諸多社會問題，那么今天值得深刻警醒的是，社會還在以同樣的軌跡，造就出一個隊伍正在逐步變得龐大的新群體——大學生農民工！ 崗位在城市 保障在農村 周勇是重慶龍湖南苑小區的一名服務專員，居民在請他刷卡開門時，習慣稱他“保安”。當記者得知這名保安畢業于一所211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本科，擁有大學英語六級證書，還能夠用日語讀寫、對話時，驚訝之余深感知識與職業的錯位。 周勇563分的高考(微博)成績，曾在家鄉重慶巫山縣建坪鄉中伙村引起轟動。四年后，得知周勇畢業后只找到一份月收入一千多元的保安工作，他60多歲的父親走出家門，砌墻、修水塘，掙了上萬元，幫他償還了助學貸款。 “父親給我還貸款時，怕我傷心，扯謊說是借的。那一刻，我真感到自己太沒用了。”周勇說這話時，努力保持表情平靜，“天冷了，我連一副手套都不舍得買。農村大學生背著助學貸款走出校門，在城里打拼是從負數開始的！可能夠成功嗎？我家幸虧在農村還有地，最近我與一位大學同學正合計著回家鄉辦一個養雞場。那份以前看不上眼的土地，也許是我以后的保障。” 記者在重慶、河南、浙江等地調查采訪的近百名大學生農民工，90%是農民工的后代。他們的收入與新生代農民工相差無幾，甚至還比不上仍在打工的父母、兄弟。 楊晏瓊畢業于三峽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專業，畢業后被父親要求跟他在建筑工地學習墻體粉刷。楊晏瓊對記者說，她和父親同在重慶的建筑工地打工，她月收入1500元，而且今后漲幅有限，父親日薪150元，是她的三倍。 記者在河南、重慶調查發現，大學生農民工的月薪在1200元至2500元之間，浙江稍高一些。 曾幾何時，“考上大學，跳出農門”是農家孩子的最大夢想。但在農村大學生于城市落腳越來越難的社會背景下，與普通新生代農民工相類比的另一個共同點在于，絕大部分大學生農民工不再愿意遷出農村戶口，放棄農村土地權益，這被他們視為最后一道保障線。 畢業于重慶[url=http://app.edu.ifeng.com/college/major/576]城市管理職業學院[/url]的唐世偉在重慶一家小區從事綠化工作，戶籍仍在重慶榮昌縣雙河鎮雙河村四組。他說：“在城里沒有房子，遷過來還不如在農村，可以繼承父母的土地。有地比沒地好，更有安全感。” 大學生農民工群體過著“崗位在城市，保障在農村”“平時在城市，過年回農村”的生活，游蕩在城鄉之間的生存狀態，與普通農民工顯現出趨同性。每一次面對他們青春的面孔，都讓人感到他們對未來充滿迷茫：我們到底屬于城市，還是屬于農村？ 那么，與新生代農民工相比，大學生農民工有什么不同呢？重慶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農村勞務開發管理處處長唐繼邦分析說，由于學歷不同，大學生農民工對城市的期望值更高，不僅為了生存，更為了發展；他們知識水平更高，發展空間更廣闊，維權意識更強，精神需求更高。但現實是，由于體力勞動者稀缺，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初期整體工資水平偏低，甚至低于新生代農民工。 現實雖殘酷 未來卻美好 在城市市民、農民工、企業家等人群眼中，大學生農民工有著不同的側面。但有一點，人們的認識是共同的——他們有著美好的未來，也面對著殘酷的現實。 浙江省農業廳經濟管理處處長童日暉說，大學擴招之后，大學生從“天之驕子”和社會精英變為普通勞動者。 晏遠剛在重慶嘉軒汽車密封件有限公司從事“接角”工作，這是一種全額計件的工作，平均60秒要做一個產品。 晏遠剛十分感慨：“我本來已經農轉非，現在又變成了農民工，沒有關系就只能從頭開始。” 盡管目前處境艱難，大部分大學生農民工依然覺得未來值得期待。實際上，社會公眾中的大部分人也持同樣觀點。 從磚工逐漸成長為公司高管的黃玉健說，大學生農民工心態一定要穩定，看事情眼光要長遠，實際上許多事情只要認真去干，憑他們的學識水平一定能干好。 讓人欣慰的是，很多企業家也看到了大學生農民工的價值，在他們眼中，大學生農民工未來大有希望。 重慶新龍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杰告訴記者，公司招收的100多個大學生農民工現在剛剛走上綠化員、客戶服務專員等工作崗位。表面上和農民工相似，但是他們的學習能力強，工作中表現出了智商高和情商高的特點，經常提出優化物業管理流程的好建議。更讓人看重的是，他們有很強的管理能力，這是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所沒有的。 重慶嘉軒汽車密封件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勇說，國外很多著名的大企業，有兩個寶貝，一個是技術創新帶頭人，另一個就是大批成熟的高素質產業工人。大學生農民工走到生產一線去，將大大提升中國產業工人的整體素質，提升“中國制造”的水平。他強調說：“只要這些年輕人與企業一起同心同力地進步，他們的未來肯定很美好！” 附o： 教育評論：為什么會成為“大學生農民工”？ 春節剛過，又到了新一年招聘的熱潮期。大學生、農民工，這兩種身份再次成為關注焦點。今年大家忽然發現農民工身價漲了，而大學生“一崗難求”似乎預演預烈。是時代變了還是求職的風向標發生了偏差？ 據南京安德門民工就業市場最新的調查顯示，立春以來，放出月薪1500元的文員職位，不乏大學生搶著干，而月薪2100元的搬運員，農民工卻扭頭就走，不愿意干，這不禁讓人大跌眼鏡。一時間，大學生“眼高手低”、尋求高薪、期望值高、不切實際等往年頻繁與招聘掛鉤的詞語，頓時灰飛煙滅。 不可否認，“大學生農民工”這個龐大的社會新群體已經誕生。如今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比起來，彼此距離或已拉得很近，有相同的工作性質、工作崗位、工資待遇、社會地位。唯一不同的是，大學生比農民工多些畢業證書，他們花了幾十萬念了十幾年書后才踏上工作崗位，而農民工書讀得少，卻大多已經結婚生子。雙方面對的社會壓力不同，但由于各種經濟因素，兩大陣營卻又不得不為了生存，改變各自求職之路。 快遞員張師傅說，自己家里老婆和剛出生孩子要生活，一個月快遞費如果低于4000元，就無法維持生計。所以對于各種急招崗位，不得不硬著頭皮“挑三揀四”，尋找高薪崗位。而以大專以上學歷為首的大學生，對于各公司開出的“先決條件”，不得不放低身段，先混個臉熟。東華大學畢業的小張表示，連續去了幾個單位，對方都對有工作經驗的熟練工開綠燈，而不愿意招收自己，所以，1、2千元的工資也就放下姿態，先做起來為好。 廣州一建筑防水公司總經理坦言，他們給大學生的起薪是2000元，而聘請農民工的工資為2000元—3000元。對大學生和農民工的待遇是“一視同仁”的，比如各類課程培訓他們都可以參加。但如果農民工更有經驗，又能吃苦，當然更歡迎農民工。 今年初開始，各地用工荒即開始空前爆發，廣州缺工15萬，深圳缺工80萬，東莞缺工近100萬，而上海各種勞動力崗位缺人，不得不舉辦一場又一場的招聘會。農民工薪酬高過大學生，這只能算是特殊情況，是民工短缺和大學生集中求職供求結構失衡造成的。筆者認為，在新的形勢下，大學生和農民工都在不斷嘗試，并適應新的環境，尋找了自己新的定位，這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首先，不存在大學生白讀大學的說法。專門從事大學生職介的負責人透露，大學生起薪低，并不意味著讀書無用。起薪只是大學生職業生涯的起步階段，對于那些有學歷有能力、不浮躁肯吃苦的大學生來說，未來的發展前景、薪資待遇都將是一片光明的，而在這場“賽跑”中，最終靠體力謀生的農民工將沒法比擬。 其次，教育部門應該看到新的形勢下，招收比例和專業等還必須進一步調整。大學生就業如此困難，工資福利縮水嚴重，各大專院校應該好好檢討一下連年擴招政策，確實應該適時縮減大學招生。是否真應該傳授更多大學生們一專之長？是否真正踐行了“答疑解惑”的神圣職責？ 再次，大學生們的家長，應該給予更多孩子們鼓勵和支持，讀了大學就是“前途一片光明”，就是“全家發財致富”的老觀念必須有所改變。如果大學生畢業找工作如此難，待遇還不如農民工，是否該讓他們的孩子選擇更多適合社會的學校，比如從技校、中專、特殊專業落手，穩步起步。 總之，農民工到了可以“站著把錢賺了”的轉型機遇，大學生們也放下身段有尊嚴地活著。這值得全社會投以敬意，表示關注。 附一： 不能用大學生填補“民工荒” 自“民工荒”出現以來，輿論一直有一種想法：借“民工荒”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具體操作是，將以前招聘農民工的崗位，轉向招聘大學生，同步提高崗位內涵。 這想法似乎不錯，但有多少大學生會來應聘這些崗位？這些崗位又能真如設想的提升崗位內涵嗎？現實情形是，很多地方一邊是農民工招聘現場用人單位招不到工，另一邊是大學生求職市場人滿為患。只有少數大學生去趕農民工招聘專場。 在筆者看來，解決大學生就業難，不能用大學生去填補“民工荒”，大學生和農民工的就業需求不同。我國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大原因，是服務業不發達，僅占GDP的40%，而在美國，服務業占GDP的80%。服務業是吸收大學畢業生最多的領域，如不發展服務業，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只能到第一產業（農村）、第二產業（制造業、加工業），包括到基層中小企業找工作。這正是當前我國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做法之一：鼓勵大學生轉變就業觀念到農村、基層。 由于“民工荒”，這一做法在一些地區、學校進一步強化。近年來，一些教育部門官員在各種場合批評大學生就業觀念，認為有很多崗位找不到人，大學生只需轉變觀念，放下“身段”，完全可以解決就業問題。 不得不說，這可能會加劇大學生就業難，也會加劇“民工荒”。如果讓大學生去填補“民工荒”，會貽誤產業結構調整，掩蓋深層次經濟發展問題，而能吸納更多大學生的服務業，還不能得到發展。如果我國產業發展處于低端，就需要大量技術工人，“民工荒”也就進一步持續。 而如果大學生畢業后，從事的工作與不接受大學教育完全一樣，誰還愿讀大學？這會出現嚴重的教育浪費、人才浪費，也會催生讀書無用論。如此，我國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意義也將大打折扣。 附二： “用工荒”是陣痛期，倒逼企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早報記者：有一些企業反映，不加工資招不到人，可是加了工資，企業就不賺錢，辦不下去了。 趙建德：對于技術工招不到的問題，上海正在推進職業培訓。從去年開始，在本市就業的農民工和市民一樣，享受同等的職業技術培訓補貼。這些都是指中級以上的技術培訓，而不是簡單的上崗培訓。去年有11萬農民工接受了職業技術培訓，今年將有20萬農民工接受培訓，到明年，3年培訓人數總量將達到50萬人，約占上海農民工總量的1/8。 招不到普工，是上海現在的主要問題，上海正在推進轉型發展，低端制造業越來越沒有前途，企業開出的薪資與內地城市相比沒有競爭力，所以，真正“荒”的是這些低端制造業企業。既然工資對農民工沒有吸引力，他們自然要走。 現在，對于用工難的問題，企業只有兩個辦法：能夠承受的企業，提高職工工資；難以承受的企業，把公司開到農民工的家鄉去。勞動力市場是市場就業，農民工更是完完全全的市場化，崗位、技能和待遇要匹配，缺一個都不能成功。不論是農民工、大學生還是白領，對一切找工作的人都應當一視同仁。 早報記者：現在還有一種說法，中西部開始和東部地區爭搶工人，您怎么看？這會影響到上海產業的發展嗎？ 趙建德：現在中西部省份也在大力促進就業，不存在截留農民工的說法，一些農民工留在當地就業，更多是一種自覺自愿的選擇。西部一些企業也希望能夠吸引到一些在沿海企業工作的熟練工人，會自覺開出適合的薪酬，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在現階段確實會分流一些沿海省份的農民工，但長遠看它對國家發展的吸引力更大，有利于中小城市發展。 今后的發展方向是：沿海城市，特別像上海這樣生活成本相對高的城市，可能更適合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產品附加值高的企業，而這些企業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崗位要求高，工資待遇高，發展機遇大，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自動選擇適合它們發展的地方發展，一般的農民工可選擇在家鄉周邊就業，降低生活成本，也可以照顧家庭，同樣也能減少大量流動人口遷徙帶來的社會資源成本，有利于企業布局調整。 早報記者：對上海的企業來說，這種變化意味著什么？ 趙建德：現在說的“用工荒”，應該是一個陣痛的過程，倒逼著企業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種調整是一種市場化的調整。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附加值低，只能靠壓低勞動力成本來獲取經濟效益。面對農民工工資訴求的提高，利潤正在逐步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企業不能承受，就要進行調整，考慮搬家。 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工在做一些選擇，企業也在做一些選擇，政府也面臨著選擇。而最終，這一切都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而非行政的命令，最終結果是使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更合理。 早報記者：那么在產業結構調整后，農民工在上海還會有工作機遇嗎？ 趙建德：那是當然的，今后上海發展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附加值高的產業，還是需要大量的工人，其中大部分也會是外來勞務工，但他們很可能會是帶著技能過來的，比如在家鄉的工廠工作過，學到了一定的技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