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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榮大一姐（ID：laodaorongdayijie） 1985年，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開始向美國商務部投訴日本半導體產業不正當競爭，要求總統根據301貿易條款解決市場準入和不正當競爭的問題。恰逢此時美國對日本政策開始出現轉折。當時國際大環境改善，戈爾巴喬夫上臺開啟改革新思維，對美關系出現緩和，日本政治戰略地位下降，貿易問題開始浮現。 1985年，美國貿易逆差為1485億美元，其中，日本占據三分之一份額，為497億美元。之后， 日本的對美的貿易持續擴大，一度占到40%。 1989年，一項民意測試的結果顯示，68%的美國人認為日本是最大的敵人。當時美國分為親日的櫻花派和強硬的敲打日本派。對日強硬的多來自企業界、國會和公眾，他們當時已經認為日本是比蘇聯更加可怕的敵人。當時，美國輿論甚至在嚴肅地討論日本到底算不算是民主國家。 19世紀20年代，鼓出貿易保護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中提出了一個“踢開梯子”的說法， “這本來是一個極為尋常的巧妙手法，一個人當他已經攀上高峰以后，就會把逐步攀高是所使用的那個體制一腳踢開，以免別人跟上來”。 當時在半導體產業上，美日的競爭已經不是美國高高在上要準備踢開梯子了，而是日本在梯子上爬的太快，占據整個DRAM市場的80%，一騎絕塵。 在這種氣氛下，1985年，美日開始就半導體問題開始談判。 美國向負責談判的通產省開出極其苛刻的條件，將美國半導體在日本的市場提升到20%-30%，建立價格監督機制，終止第三國傾銷。 美日展開激烈的交鋒，1986年7月初，美國答應日本簽訂暫時停止傾銷調查的協議，但這僅僅只是姿態上的，其實卻玩起了心理戰，警告日本當月的31日，是最后的期限，如果不能完全達成協議，將會使用301條款，當時的日本通產省和半導體產業界并不同意，產業界更是寧愿被課以重稅也不愿意達成協議。 可惜，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嚴重依賴美國，所以任何條件必須以維持美日同盟關系為底線。在31日午夜，截止時間前，日本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國的條件，簽訂了美日半導體條約。這種心理上的拖延是美日談判上的奇特現象，在許多次談判中，日本所做的最大抵抗就是將時間拖到最后一秒。 但是故事并沒有結束，1987年，美日逆差進一步擴大到586億美元，美國發現美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的份額并未有所提升，發出最后通牒：4月1日之前，必須改善市場準入和停止在第三國傾銷。4月17日，里根總統就繼續以日本在第三國的傾銷行為為由，還是向日本3億美元的電子設備產品征收100%的懲罰性關稅。 大藏省的長官宮澤喜一趕忙去和美國財政部長貝克談判，貝克是大藏省的老對手了，律師出身，在前一年美日匯率談判的時候，憑借高超的談判技巧和對日本人對美奇特的心理的精準把控，將同樣是負責談判的大藏省長官竹下登，玩弄于鼓掌之中，雖然美國逼迫日本調整匯率的目的極為堅決，擺明了是欺負日本，但在對日的身段上卻極為柔然，向竹下登低頭，甚至說了： “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國需要你的幫助“。 竹下登極為受用，在大藏省的內部會議中，還向同僚下屬炫耀，：“二戰以來，對我們來講，美國一直高高在上。但是貝克部長向我深深低下了頭。” 他心中頗為得意，認為 “美國狼狽不堪到如此地步，低下頭向日本求助，日本必須幫助它”。 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對這次的談判感到吃驚，以為日本肯答應升值10% 就謝天謝地了，結果日本的的慷慨遠超出他的預料，“升值20%，沒問題”。 宮澤喜一在對美談判中一貫無能，之前他曾任通產省大臣時，就曾負責對美的纖維談判，夾在產業界和美國之間左右為難，只能向首相遞交辭呈。這次他也是沒法應付貝克軟硬兼施的圓滑手腕，沒有談出任何結果。 談判升級，4月29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親自前往華盛頓和美國里根談判。里根更是明白日本的虛弱。1981年， 早在汽車貿易摩擦的時候，他就假惺惺地通過日本外相伊東正義向當時的日本首相鈴木善信傳話，表示雖然他個人反對進口限額，但民主黨人強烈要求進口限額。 “不知道能否阻止他們， 但我想，如果你們自愿確 定對美國汽車出口限額，就可能阻止議會通過該提案，也就不存在強制性限額問題。” 日本只能配合表演，出臺了自愿限制出口的協議。 當中曾根康弘到華盛頓時，眾議院當天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通過了格普哈特修正案，要求日本等國將對美順差減少10%。在他和里根會談時，眾議院又通過貿易改革法案，要求里根采取報復行動。中曾根康弘也曾去國會山，向兩黨解釋溝通，譴責此法案： “如果成為法律，將導致世界貿易萎縮”。 但也是徒勞物無功，眾議長賴特說，中曾根康弘的訪問并沒有撲滅議員對貿易法案的熱情。中曾根康弘的失敗是政治侏儒的失敗，他不得不依賴美國提供的保護。在跟里根會談時，美國敲打的意味也很明顯。 雖然他是為貿易而來，里根還是最先跟他談了談美蘇在亞洲的軍備情況。 最后，他還是妥協了，在美國的演講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日本要繼續竭力為西方更加堅強的團結做出貢獻”、“同美國的合作是日本的根本政策”、“日本的和平與繁榮不能離開強大而興盛的美國”。 中曾根康弘確實是不遺余力的拉動美國半導體在日本的市場份額， 但效果并不顯著。1989年，美國加碼，迫使日本簽訂《日美半導體保障協定》，開放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知識產權、專利。1991年，日本的統計口徑美國已經占到22%，但是美國仍舊認為是20%一下，美國再次強迫日本簽訂了第二次半導體協議。 1996年7月31日，第二次協議到期，盡管當時的美國已經在日本的半導體市場份額占到了30%左右，在全球市場份額也在30%以上，而日本已經不足30%。但是當年半導體產業萎縮，增速從前一年的41.7%下降到6.7% ，所以美國還是希望能從日本嘴里再咬一塊肉。 6月左右，協議到期之前，美日在華盛頓激戰4天，日本還是沒有松口，不過這回負責談判的通產省的次長扳本吉弘刻學聰明了，表示談判破裂后，要單獨和歐盟接觸成立“全球半導體工業政府論壇”，推動半導體貿易自由化，當時的歐盟也在輿論上響應了日本。30%的市場份額，正確的談判策略，加上由于半導體市場向亞洲轉移，韓國臺灣的崛起，美放過了日本， 這次沒有續簽第三次半導體協議。 但美日半導體的故事最早應該是從1950年代講起。 當時，美國為遏制共產主義，開始扶植日本，大規模的向日本轉移先進技術，從1950年轉移的項目不過22個，短短兩年時間，轉移的項目就已經翻了接近6倍，到了133項目。 1953年，日本東京通信工業公司（Sony 的前身）副社長的盛田紹夫從美國的西屋電氣引進了晶體管技術，開始生產索尼的第一爆款產品收音機。看到索尼的成功之后，日本公司紛紛開始引入晶體管技術，生產收音機出口美國。 雖然日本跟美國在半導體在技術上有差距，但是日本憑借市場需求的創新，還是打開了美國的大門。 1959年，日本生產向美國出口半導體收音機達到了400萬臺，獲得5700萬美元。 這也是日本半導體工業闖入美國的開始，到1965年，六年之后， 日本的收音機輸出量翻了6倍之多，竟然高到2421萬臺。除了收音機，電視機和電子計算器也憑借產品創新和物美價廉，成為日本企業撬開美國市場大門的利器。 不過日本也并沒有落下緊跟美國的技術升。1959年，美國德州儀器的工程師Jack Kilby 發明了集成電路，緊盯著美國的通產省也不甘落后，其下所屬的電氣實業所在不到2年的時間里，也就是1961年12月研究出了日本第一塊集成電路。 在1960年代，美日處于競爭早期，雖然日本緊跟美國，但是技術上差距巨大，根本不能同等競爭，所以通產省以保護幼稚產業的名義，采取嚴格的關稅壁壘和貿易保護政策，在通產省的精心呵護下，日本的半導體企業開始起步。 當時，美國半導體產業對日本的進攻其實毫不在意，反應更是遲鈍，認為日本只是依靠成本優勢，生產一些毫無技術含量的廉價收音機。更重要的是，當時美國半導體公司的精力重心是在滿足軍方的訂單，60年代，美國軍方對半導體工業產品的需求占全部半導體需求的一半，1965年，美國軍方的訂單就是當時整個美國半導體的28%，更是集成電路的72%。 日本利用美國的輕視，一邊引進技術，一邊提升效率。當時日本雖然能過研制出晶體管集成電路，但是量產技術還是一個大問題。1962年，仙童公司為了能夠給 IBM提供穩定的貨源，發明了平面光刻的技術，建立了第一家晶體管生產、測設以及封裝的工廠。敏感的日本公司NEC立刻通過向仙童公司掌握這個核心技術，解決了晶體管的生產問題，當年的產量從前一年的50塊到1.18萬塊。 1964年，美國德州儀器開始希望進入日本市場。由于貿易保護在，通產省在4年的拉鋸談判之后，1968年，同意德州儀器公司通過和索尼組建合資公司的方式進入日本市場，并附有苛刻的IC集成電路制造技術轉移條款和市場份額限制。 1970年9月，IBM 宣布在其新推出的 system 370的大型機中將使用半導體存儲器， 基于 IBM 的市場地位，半導體存儲器開始替代磁芯，在半導體存儲器中占據重要位置的DRAM內存芯片，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DRAM 最早是 IBM在1968年注冊成為專利。但卻是在英特爾推出1K DRAM 的 C1103芯片之后，才真正宣告了它的時代。 日本正是在DRAM行業中戰勝了美國，才成為半導體行業的霸主。 1971年，日本NEC緊跟英特爾，也推出了自己的DRAM 芯片，不過技術一直落后。所以，當日本聽說 IBM 開始著手開發第四代未來電腦，并將使用VLSI（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而日本仍在使用16K 的LSI 集成電路的技術，通產省立刻下決心進行技術研發。 當時，日本下決心集中精力突破進行技術趕超也可能和1972年的電子計算器的滑鐵盧有關。1971年之前，日本卡西歐等的計算器風靡全美，占據市場差不多是全美市場的80%。1972年，美國拒絕提過給日本提供核心的 IC集成電路，逼得日本企業大規模退出市場，份額更是直接降到了50%，1974年更是降到27%。 1976年3月，日本開始了“DRAM制法革新”國家項目，由政府牽頭，聯合日立、NEC、富士通、三菱、東芝籌集資金737億日元，設立LSVI技術研究所，其中通產省補助291億日元，占39.5%，這幾乎是當時通產補貼支出的50% 。 VLSI 項目內的合作和賽馬機制也是極為重要的，當時是有20% 的項目是通用性，需要各個大企業一共派出100人進行合作開發，當時，通產省官員等定期將競爭的人員組織到一起進行匯報，交流想法，相互促進，很多研究場地和設備都是相互開放公用的。以縮小投影型光刻裝置為例，當時有三個研究室在內部競爭，分別采用來了三個路徑進行研發，相互交流相互競賽。 除此之外，日本開發銀行為日本的半導體企業提供一定的低息貸款，而同期的美國的利率是4%-5%；對美國企業更加不利的是，1969年之后，稅法改革，資本增益稅從25%上調到49% ，整個硅谷的風險投資遭受重創，直到1978年，稅率才下調至28%， 風險投資才開始再次興起。 總體來說，VLSI項目還是很成功，持續了4年，取得專利1210項，商業機密347件，成果顯著。 1980年后，日本半導體公司的份額還是在不斷上升，超過美國，在64K時代，最大的廠商是日立，256K 時代是 NEC，1MB 時代則是東芝。1986年，日本廠商在 DRAM 領域的份額達到了80% 。 不過，合作 R&D 的角色被誤解了，一般是認為政府補貼和企業間的研發合作通過分擔研發的投入，避免了重復研發、降低了創新風險。但是，邁克爾·波特在《日本還有競爭力嗎？》挑戰了這一點，他們收集67家公司的管理管理人員，調研了86個政府資助的R&D合作計劃。得到了398份反饋，合作R&D并沒有對于公司本身競爭地位的提高很重要。更為重要的是，分散R&D的固定成本和避免重復并不是日本大公司參與的主要動機，雖然客觀上起到了類似的效果。 實際上，最重要的是為了獲得和分享知識，也就是說日本大公司體制缺乏有效的知識擴散體制，大公司之間的技術交流也只能通過類似的合作的項目得到解決。日本大學在基礎產業研發和知識擴散的角色過于弱勢，合作 R&D 成為了次優選擇。而且，波特發現， “與獨立公司相比，企業聯盟公司往往過度投資和過度生產。另一個研究發現，在1971年到1982年之間，企業聯盟公司的資產收益率顯著低于獨立公司。” 其實整個 VLSL 四年間平均研發費用大概為180億日元，而在1975年，項目成立的前一年，日本半導體企業在集成電路的研究費用是215億日元，設備研究費用為114億日元。 所以因此很難說日本VLSL 是一個簡單的資金補貼行為。 “總體來看，日本年政府對于 R&D 的補貼其實非常有限，1959-1992年，整個政府的預算在34年間是75億美元，或每年2.2億美元及每個項目320萬美元”。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今井賢一也同意邁克爾·波特： “如果說日本的企業在以尖端技術為中心的技術革新中創造了較好的成果，依靠的就是這種意義上的學習系統的效率和知識、信息轉讓的廣度和深度”。 更加糟糕的誤解是通產省的神話增加了大眾對于挑選贏家的產業政策的盲目信心。 所謂挑選贏家的產業政策就是政府通過押注某個潛力的產業甚至是某項技術將成為未來的戰略產業，提前下注，集中資金補貼進行研究突破，提前取得技術優勢。 事實上，除了林毅夫等新結構經濟學家企圖挑選贏家之外，幾乎沒有經濟學家能夠敢提前下注。雖然，按照林毅夫的理論，韓國可能永遠不該發展汽車、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只能做一個農業國。極力鼓吹產業政策的斯蒂格利茨也坦言挑選贏家是不可能的。 一定程度上，通產省在R&D合作研究就犯過挑選贏家錯誤。邁克爾·波特的統計發現，在不具競爭力的部門，比如石油/化學制品和食品/飲料，R&D項目很多。相反，在高度具有競爭力的部門，比如娛樂/休閑及辦公產品和服務，R&D公會很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沒有。 在90年代后期，通產省發起了無數個官產學聯合的項目或其他的產業政策助推半導體，押注無數個項目，SIRIJ，STARC，ASET，SLETE，爾必達等等，但是日本的半導體企業是在持續的衰退之中的。 日本半導體的成功其實是在關稅保護下，在國內市場激烈競爭中，通過不斷的學習提高，改善經營能力取得的成功，而不是依靠單純的財政補貼和合并卡特爾的產業政策。VLSI 項目的成功并沒有代替日本半導體公司之間的競爭，而那才是日本企業成功的關鍵。今井賢一認為，VLSI 開發的并不是集成電路本身，而是它所需的制造設備和必要的技術。其實，在1980年項目完成的6年內，日本各大公司還是根據自身的理解，持續投入了600億日元，將這些技術組合起來，形成了競爭各自的競爭特點。 邁克爾·波特研究日本產業政策后發現，“國內的競爭程度也許是對國際競爭能力最有力的預言。它促進了創新，并推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如果缺乏國內競爭的話，公司不可能在國外具有競爭力。” 其實，這基本可以評價通產省的政策成果， 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其實是都是干涉較少，7個最失敗的產業都是通產省一意孤行企圖減少競爭，通過合并成為卡特爾來獲得規模上的優勢。 也就是說，凡是能夠促進企業學習和競爭的政策，大多都有證明效果。但是如果簡單依靠規模效應，強行合并企業，減少競爭，希望憑借卡特爾就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的產業政策都失敗了。最典型的莫過于汽車的產業政策，60年代的通產省希望能夠建立兩到三個的汽車卡特爾，減少競爭，竟然限制豐田進入汽車產業。 實際上，日本半導體公司在對美國的趕超之中，很難說是取得了明顯的的技術優勢，更多的是由于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形成獨特的生產能力，在生產過程中精益求精，盡量不生產劣質產品，而不是在最后剔除，成本控制極強，可以說物美價廉。 1980年，美國惠普公司坦誠，“在驗收測試（16K DRAM）試中，日本產的 DRAM 的良品率確實是要高于美國的”。吃慣軍方訂單的美國半導體公司，在技術紅利消失之后，生產制造能力慘不忍睹，三家美國公司，英特爾、德州儀器和莫斯泰克中不合格率最低的竟然要比日本的三家公司，NEC、東芝、日立，高上6倍。 之后，日本公司的競爭力才慢慢地轉化為技術，直到1985年，英特爾推出 DRAM 市場，1986年，日本半導體產業在 DREAM 份額占到了80%。 自那以后，日本在半導體的份額就在逐漸下降。不過，雖然日本半導體衰落是從1986年美日半導體談判開始，但不能高估外貿摩擦對日本半導體產業衰落的影響。在1991年，美日簽訂第二次半導體協議的時候，日本仍舊是 DRAM 市場的霸主，占有全球DRAM 市場60%，整體來看，半導體產品的占有率也在40%左右。 風起青萍之末，禍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真正讓日本在半導體產業喪失優勢乃是他們自己陷入了創新的窘境之中，路徑依賴，沒能適應市場的兩大變化：PC 代替大型機所帶來的市場變化和半導體產業的 Fabless的經營模式的轉變。 之后，把握住機會的是韓國和臺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