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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經濟觀察報 北有中關村，南有華強北”。曾一度作為深圳乃至整個南中國電子制造業符號而存在的華強北，正在淡出這個時代。 1月14日，因地鐵施工圍擋了四年之久的深圳華強北正式開街。華強集團在十字路口打出了巨大的紅幅祝詞，街道上旗幟飄揚，現場依然人頭攢動。不同的是，曾與中關村齊名的這條中國電子第一街，即將變身為商業街——盡管賣的依然是電子產品。 這似乎是一個新的開始。在華強北圍擋施工的四年里，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曾經的組裝PC、山寨手機市場，被品牌廠商們沖擊得七零八落；實業家們在國外投資建廠，掀起了一番關于制造業成本困境的大討論；深圳的房價也在GDP增速“破7”后，突然趕上了北京。 華強北正在成為上一個商業時代的褪色標簽。事實也近乎如此——品牌電子產品價格已不再高昂，廉價品的市場日益受到擠壓；制造業面對各種各樣的市場和非市場壓力，很少人愿意繼續投資實業，那些曾在華強北起家的人正在斥資大舉購房。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倒騰進口電子產品到自行生產制造，從個人電腦到手機業的產業更迭，華強北見證過一波又一波的浪潮。現在，新的浪潮正在將這個地名遠遠的拋離。 一 2003年來到華強北的范伏清，已經離開了。 他說，這片土地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機會。曾經，范伏清在華強北見過一個鋪面被轉手了20次，見過一個4平米左右的鋪面轉讓費高達400萬元。而現在，位于華強電子世界三樓的一個檔口，5.2平方米，月租4500元，已經空置了5個月。 范伏清是濟南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的畢業生。2003年，他來到華強北住10元錢的賓館，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賣手機的檔口打工。當年從國外進來的大量韓國、日本、美國二手手機都按斤賣，雖然手機功能齊全，但由于沒有號碼，只能作廢。范伏清的老板讓他把這些手機拆開，殼子、主板、電池、后蓋等配件直接分類，然后賣配件。 范伏清想了一個辦法，他通過華強北一個電話卡商販認識了電信技術人員，并通過關系從電信拿了10個號碼的源代碼，再讓那個技術人員把源代碼寫入韓國手機，這個過程稱為“燒號”。然后，他通過機器把系統從韓國手機中“摳”出來，找了一個懂韓文的朝鮮族的朋友幫忙，一個個地把菜單中的單詞翻譯成中文，將諾基亞的中文字庫導入系統以便編輯中文短信，就這樣，一個手機漢化中文系統便誕生了，這個系統后來賣了50萬元。 在商機面前，范伏清選擇了創業。 2004年，他便不再給常州老板打工，自己租了套房子，開始針對韓國、日本、美國等機卡一體機手機開發中文系統。2004年范伏清賺了400多萬，其中最貴的系統賣50萬，便宜的賣10萬。后來他發現買了他的中文系統刷機賣手機的人更賺錢，到了2004年11月份，范伏清開始不賣系統了，招了一幫工人，自己進手機、買來電信的無繩電話號碼、燒號刷機。最多的時候，范伏清招了200多個工人燒號刷機，到2005年6月賺了1000多萬。 完成了原始財富積累的范伏清，開始在華強北開檔口。之前的手機業務讓他得以結識三星、摩托羅拉、諾基亞的一些人脈資源，于是他開始在檔口從代理手機品牌，包括海信、中興、中信和HTC以及戴爾等，2006年成為諾基亞代理商。 他記得，手機產業在2007年到2009年之間，“非常旺盛”，當時摩托羅拉出了一款V3手機，價格一萬七，華強北的市場上，大家排隊買，既有經銷商，也有自己用的。而到了2010年，手機配件市場隨之爆發，最多的時候，范伏清在華強北開了13家檔口。范伏清說，三四樓的檔口，許多外國商人過來專門進保護殼，一柜集裝箱保護殼價格能達到70萬，外國商人十柜、二十柜地進貨。 然而，范伏清的檔口生意在2010年達到了頂峰，從2013年年底往后便開始逐漸下降，直到2015年初，他關閉了所有的檔口。同時，他的公司貝爾順集團搬離了華強北，入駐了榮超經貿中心的寫字樓。 如今那些仍在前往華強北尋找財富機會的年輕人，處境比范伏清當年更為艱難。近兩年來到華強北的李涂壕和羅德，都抱著這樣悲觀的態度。李涂壕從2013年來到華強北，之前他在廣州的一個檔口賣攝像頭。他稱，廣州沒有生產能力，主要是銷售，從深圳拿貨，加價10%-20%賣。但李涂壕只在華強北做了一年就退出了，因為無利可圖。 華強北在手機產業上逐漸失去競爭力，也就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到底發生了什么？ 二 深圳市委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劉魯魚，1989年研究生一畢業，就到華強北工作，親眼見證了華強北的轉型升級，在深圳工作期間，他主持編制了3個有關華強北轉型升級的規劃。 11月份，劉魯魚在華強北轉型升級國際高峰論壇上說，如今對華強北最新的規劃，是2016年到2020年將華強北打造成商貿功能區。根據深圳市政府的規劃，華強北的未來是“集高端消費電子新品發布、展示展覽、用戶體驗、投資洽淡、合作交易五位一體”國際商貿功能區。 劉魯魚說，華強北現在面臨著挑戰，華強北是以實體店為主，近些年電商的崛起，使得消費流通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范伏清坦言，電商對批發商是有影響的，因為電商基本上把整個價格壓下來，之后批發商去外面進貨的時候，老板會說，你看你給我進這個價格，比線上的還貴，你說我怎么賣？“他會用這種方法要挾老板，每一次進貨都越來越少。” 而在印度商人偉路看來，競爭者越來越多、山寨貨拼不過品牌貨都是華強北的生意比以前更為難做的原因。 2007年，在印度朋友的介紹下，偉路來到華強北，開始了自己的華強北生涯。他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在華強北幫國外的客戶看樣品，然后報告給客戶，如果客戶需要，他會幫忙協調發貨、進出口。 偉路說，現在華強北的印度人越來越少，因為很多中國人開始自己去國外做生意。他舉例，以前在西方國家很難看到中國的電子品牌，但近年來，在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和德國，他看到了中國的華為、小米、OPPO和樂視。 “大品牌價格都已經那么低了，還有什么山寨的必要呢。”偉路說，以前電子產品普遍較貴，所以華強北東西很有競爭力，但現在沒有了。 偉路中文十分流利，他說，可能一個工人每月收入4000元，都會去買5000元的手機，并且現在的人用手機不像過去的那樣用好幾年，都是一兩年、甚至半年就會換。“現在各種貸款、分期付款還那么多。”偉路說，他認為人們的消費選擇已經十分多樣和豐富。 360董事長周鴻祎曾說，手機行業已經是一片“血海”。而在華強北，利潤逐漸走低，讓許多商家難以為繼。“現在能在華強北生存下來的估計都是有工廠支撐的。”李涂壕說，沒有工廠支撐，價格就會貴很多，從工廠拿貨肯定要加10%-30%的利潤，再賣出去也要加10%-20%，價格高了就沒有競爭力了，從前倒買倒賣的方式難以持續。 同樣在華強北開檔口的羅勇感同身受，他說賣給國內市場的產品利潤非常低，一百多塊錢的東西可能就只賺兩塊錢，很多人很怕被別人搶生意，就一直打價格戰——10塊錢的東西能賺1塊，但為了賣得出去賣得多，就只賣9.5元，價格一直壓，壓到最后就是利潤越來越薄。 偉路認為，這是因為現在做生意的比以前多太多了。他用蛋糕舉例：2007年有一個蛋糕，10個人可以切；現在一個蛋糕，20個人切。 由于利潤低，檔口的高昂轉讓費自然也逐漸消失。羅勇說，2014年飛揚時代大廈一個檔口不到兩米就要三萬多的租金，現在很多檔口降價了也沒人要，有些一兩米的檔口還寫著合租，沒生意，一個月都賺不到幾千塊錢，有的店主已經出去開Uber了。 并且，那些完成了財富積累的人，如今未必再愿意回到華強北再將資源重新投入到實業中去，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印度商人偉路說，現在賺了錢的人，做投資的也多了，比如說買房子來賣。他的一個朋友，在美國買房，裝修好，然后在賣出去，賺個20%或者10%。“大家可以進行投資，很多人就會想干嘛還要那么麻煩去做產品、工廠，弄得那么幸苦。”偉路告訴記者。浙江日康嬰兒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洪利民也曾向記者報怨：中國房價高企，搞得我們信心都沒有了，現在每個行業都做房地產，稍微有點名氣的企業，都加入房地產這個行業，因為房地產這個行業的錢似乎太好掙了。 咨詢公司波士頓集團在2015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綜合各方面的成本，中國制造業僅比美國便宜5%。而制造業正是華強北得以成為“中國電子第一街”的關鍵所在。 三 在政府對華強的規劃中，未來要向高端產業轉型。但在羅勇的銷售結構中，華強北銷往國內市場只做便宜貨，因為“國內做高了做不起來”。 他舉例，像鋼化膜，現在天貓賣兩塊多包郵的都有，但這種是虧本的，這樣可以把銷量沖起來，帶動其他款，比如一貼2.99元，可能還要倒貼5毛錢，就是超量帶動其他的。“耳機也有十幾塊的那種，國內的人貪小便宜的多。” 羅勇也賣比較貴的一些產品，但銷往國外。他在國內賣的耳機基本都是二三十的，銷往國外的耳機則主要是四五十，主要賣往非洲，因為那邊沒什么品牌意識，功能良好就行。“如果國內賣四五十，消費者會問為什么只要二三十。”羅勇說。 物美價廉曾是華強北的一大特色，也催生了許多山寨、雜牌產品。不過范伏清的邏輯是，山寨貨的出現一定程度上來源于市場對廉價產品的需求。 他說，假貨的真正原因出在那些中間商，比如泰國的中間商來買貨，會提出“最便宜就可以了”的要求，讓商家把產品的功能做到用一次就行了，至于后續如何，他們并不管。而這樣的貨賣到市場后肯定會出問題，久而久之，便會行程中國貨不行的觀念。 而近年來，政府對華強北山寨貨的打擊力度要比以前嚴苛得多。賽格高管馬林說，這并不是單單華強北要打擊假貨，在任何市場假貨都是要打擊的。 在一些商家眼里，對假貨的查處讓他們感到緊張。羅勇說，工商局來查，店里幾百萬的貨放著，有的店家會試圖私了，“我們隔壁那個做手機殼的被搞了一筆，花了兩萬多，工商說是三無產品。” 假貨也的確是大量華強北商戶無法回避問題。多名店主告訴記者，對假貨的查處影響了華強北的生意。但是，這并不能構成“理直氣壯”地賣山寨貨的理由，盡管這是華強北存在了多年的基因。 至于政府對華強北的新的規劃定位，偉路認為，成真可能性很大，因為如今大品牌越來越多，山寨的東西沒什么好處，利潤也越來越薄，消費者對于太便宜的東西也越來越不敢買。 但賽格高管馬林則認為，政府規劃總是跟隨著市場走的，深圳是一個市場經濟程序很高的城市。“華強北更的市場更是由商家們自發形成，沒有什么規劃。”馬林說，政府只是“打哪指哪”，起到維護秩序、規劃和服務的作用。 從低端到高端，從山寨到品牌，這的確是深圳市政府對華強北規劃期待，而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前店后廠”模式的華強北，在中國制造業謀求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更有象征意義。 馬林認為，與中關村不同，華強北最大的優勢在于其身后擁有深圳市周邊齊全的電子制造業，而中關村沒有制造業的依托，則只能做倒買倒賣的活。 但如今，一方面宏觀經濟下行，經濟整體增長速度相較過去放緩。2016年前11個月份，中國制造業PMI（采購經理指數，高于50%時，說明經濟在發展；小于50%，說明經濟在衰退）有3個月份低于50%，6個月份在50.5%以下。 另一方面，供給端進行改革，制造業從低端向高端轉型，陣痛也難以避免。博世力士樂董事總經理劉火偉曾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對于許多小的制造業企業而言，“上工業4.0是找死，不上是等死”。劉火偉說，對于許多中小企業而言，投入資源進行升級改造，一不小心就會造成資金鏈斷裂，走錯一步就可能弄垮企業。 而嚴峻的環保形式與嚴格的環保監察，讓一些上游制造工廠如同驚弓之鳥。去年12月，為期一個月的中央環保督察行動，在廣東掀起了一陣環保風暴。截至12月27日，4205家企業被責令整改，立案處罰企業2341家，擬處罰金額7402.2萬元。這樣導致了相關五金金屬、紙等材料價格的上漲甚至斷貨，業內甚至流傳到了“有錢也沒貨的時代”。 一方面是華強北所依托的制造業面臨著來自轉型、成本的壓力，而另一方面深圳蓬勃發展的房地產、互聯網與金融的發展成為了新的浪潮。不論是對投資者，還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華強北似乎都沒有足夠的理由成為一個理想的選擇目標。 在產業的變遷和市場的優勝劣汰中，華強北已經不是當初那樣4平方米的鋪位要400萬轉讓費的華強北。李涂壕說，他在2013年滿懷大志來到深圳，但沒想到現實跟想的差得太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