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的十年風雨創業路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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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的十年風雨創業路

茅于軾簡歷：
　　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親茅以新是鐵路機械工程師，伯父茅以升是橋梁專家。1946年畢業于重慶南開中學，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1950年從機械系畢業，分配在齊齊哈爾鐵路局，任火車司機、技術員、工程師；1955年調北京鐵道科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機車車輛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被趕往大同機車廠勞動；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5年出版《擇優分配原理》。同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赴美國哈佛大學任注冊訪問學者；1987年回國，此后7年內擔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網顧問；1990年應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之聘任高級講師，講授研究生班的微觀經濟學；1993年從中國社科院退休，參與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并任所長、理事長，現為該所常務理事。
　　2004年2月16日，美國著名的Atlas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再次來到北京，他們登門拜會了茅于軾先生，并向茅老傳達了將繼續向天則經濟研究所提供資金支持的意愿。
　　茅于軾與Atlas基金會的相識源于1999年的那次獲獎。Atlas基金會的全名叫作Atlas經濟研究基金會，在美國，它并不算是最大的基金會，但它每年進行的一次評獎卻非常有名，獎項的內容是：每年在世界范圍內評選出一本在推進市場和民主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書，對其作者給予獎勵。而該獎項的7位評委基本都是世界聞名的經濟學家。在1999年的評獎中，茅老所著《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一書最終被評委會選中。茅老把2000美元獎金全部捐贈給了自己所在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只把一面精致的紀念獎牌掛在了自己家的客廳里。
　　2月20日，我們來到茅老家中進行采訪，當談到Atlas基金會以及茅老的那次獲獎時，茅老特意起身為我們摘下墻上的那面獎牌，并在上面興致勃勃地指出了布坎南(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編者注)的名字。自那次評獎后，Atlas基金會通過茅于軾也正式知道了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名字，他們對后者的運作十分感興趣，先后數次向天則所提供數額不等的資金支持，雙方逐漸結成了融洽的合作關系。而我們對茅老的采訪也從他對天則的回憶開始展開——
　　創始——艱難的起步
　　“天則在最初創立的時候，我并不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坐在客廳中央的一張藤椅里，茅老開始陷入了對10年前的那些往事的回憶中：“當時是盛洪找的我，他來我家好多次，專門和我談成立天則所的事，我記得‘天則’這個名字就是由盛洪起的。”
　　1993年7月，茅于軾和張曙光、盛洪、樊綱、唐壽寧4位經濟學家與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發起成立了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的一年里中國各地成立了很多民營、私營企業，當時的國民經濟增長率也達到了14%，這樣的情況迫切需要專門關注此類現象的經濟研究機構，于是，我們的投資方北京大象公司決定發起成立這樣一家經濟研究機構。”茅老說道：“當時他們最初找的人是唐壽寧，后來由盛洪把事情接過來，然后又找到張曙光、樊綱和我；當時我們5個人都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共同的特點是各自關注和研究的領域都與制度經濟學有關，而且盛洪還認為這幾個人能夠志同道合。”
　　“我記得那一天好像是7月26日，我們在西單的三味書屋召開的成立會議。在書屋的二樓茶屋，當時的會場布置得很簡樸，只擺放了一些簡單的茶點，到會的三四十人也基本都是學術界內的一些朋友。幾天后，我們在雅寶路的亞洲飯店又開了一次會，然后就在西單的達智胡同租了一間房子開始工作了。”
　　天則所最初成立的時候是在工商系統以企業單位進行注冊登記的，而且組織模式也完全遵循股份制原則。茅于軾等人屬于技術入股，分別占7%；主要發起人盛洪占14%，王永豐所在的大象公司則是資金入股，占20%，他們首期支付人民幣10萬元，并約定其后按季度逐步增加投資。作為國內具有影響力的幾位經濟學家，茅于軾等人堅信自己的知識一定能夠創造財富。于是，他們為自己設計了“學術和盈利并舉，以盈利養學術”的發展路線。“一開始我的理解還不很明確，甚至說有些糊涂，我不知道天則所具體要做些什么，我在里面能起些什么作用，甚至開始時我還以為自己只是一個顧問。”在談到起步時的天則工作時，茅老笑著說道：“而且，很快大象公司因為經濟困難，計劃投入的100萬只給了一半就終止了，于是我們只好自力更生。天則成立不久盛洪要出國，剛好我從社科院退休，于是我又接替了盛洪的所長工作。”
　　成立后的天則承接到第一個研究項目：《萬縣長江大橋等四項投資可行性研究》。“這個項目是通過我的一位姓陳的朋友介紹的，他是四川人。在這個項目上好像共收入了10萬元。”茅于軾回憶道：“這是天則所的第一筆收入，但這10萬元并不是純利潤，嚴格算起來其實都是虧損的。也是從這時起，我們開始意識到做咨詢業務很難盈利。其后又經過了幾次嘗試，我們總結出這樣的結論：我們不善于做具體的業務咨詢工作，前后也談過一些業務，但都沒談成，即便談成的幾次，之后人家也都不再找我們了，這說明我們干得不好，否則，不會沒有回頭客。”
　　1995年，天則又在科委系統進行了事業單位的注冊，一套機構擁有了兩塊牌子，到1999年10月，再次做出重大結構改革，把學術和咨詢完全分開，另成立了天則所咨詢有限公司，繼續向商業化發展，而天則所則完全變成了一個非盈利的公眾學術機構。茅老向我們說道：“現在盈利這一塊，我們已完全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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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欣慰與感嘆

　　從成立至今，天則所已走過了10年的風雨歷程，而一直參與其中的茅老也陪伴著經歷了10年的風雨滄桑，這10年間的欣慰與感嘆自然也是不一而足。從最初的西單達智胡同，到后來的水科學院、方莊芳古園、紫竹院報恩樓，及至現在的真覺寺，天則所10年間共四易其址，經歷5處辦公地；茅老也從最初的所長兼理事長、總管天則一切事務，變成了現在的常務理事，并且因年齡原因正日漸淡出天則所的日常工作。

    “回顧這10年，最大的困境就是一直沒有錢”，當我們問茅老在天則所經歷的最大困境的時候，茅老回答道：“天則是一個非盈利性的民間學術機構，所需的資金都來源于外界贊助，而且隨著規模的擴大，每年預算也從過去的幾十萬元提高到了現在的近百萬元，所以，至今資金局促仍是困擾天則的最大難題，如果出現兩個月的資金短缺，天則就會面臨關門的危險。”

　　據茅老介紹，由于國內缺乏此類贊助的傳統，最初都是國外的基金組織向天則提供贊助，比如美國的福特基金會每年都會提供給天則所1到2萬美元的贊助，還有美國國際民營企業中心等，當然也包括Atlas基金會。近年來，國內的贊助也逐漸多了起來，先后有兩家證券公司向天則提供總共大約100萬人民幣的贊助。

　　“最艱難的時候，亞洲開發銀行交給我們做項目，我們連出差住旅館的錢都不夠，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錢。”那是在1995年左右，亞洲開發銀行出資3萬美元委托天則所對三茂鐵路(三水—茂名)項目進行經濟評估。據茅老回憶說，那是他在天則10年當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一個項目，只現場調查工作就做了一個半月。茅于軾和幾位同伴親自趕赴“三茂”沿線，一個車站一個車站地進行實地調查。那時的天則還毫無名氣，接待方的態度自然也非常冷淡，有時茅于軾自我介紹說自己是天則所的人，對方連理都不理，甚至拒絕他們在那里進行調查，不得已茅于軾只好請“亞行”出具一份證明信，才勉強完成現場調查工作。之后，又進行了幾個月的后期工作，克服了種種困難，終于成功地完成了這個項目。“這個課題做得很成功，可以說這是亞行所有類似項目中做得最成功的一個。一開始亞行的那些經濟學家不接受我的方案，但這個項目做完之后，他們都開始按我的方案做類似課題了。”

　　在完成“三茂鐵路”的課題后不久，亞行又出資2.5萬美元把“廣梅汕鐵路”(廣州—梅縣—汕頭)項目交給茅于軾來做，對其工作質量給予充分肯定。“在第二個項目中，我的一個姓李的學生還提出了一個計算客流量的數學模型，這在學術上是一個非常先進的創見，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回憶那一幕幕往事，茅老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如今亞行仍一直和我保持著聯系，每年的亞洲經濟論壇都會邀請我去參加。”

　　另一件讓茅老記憶猶新的事發生在1996年。當時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雜志刊載了一篇名為《香港的午夜》的文章，文中把中國政府描述成了和納粹一樣的獨裁政府，并稱中國收回香港就像是納粹德國進入法國的凱旋門，而且文中配發的圖片就是德軍正通過凱旋門時的大幅照片。這篇充滿偏見的文章一下子激怒了天則所的諸位學者，他們專門召開了批駁該文的會議，之后茅于軾、盛洪、張曙光和余永定又分別撰寫了批評文章，刊登在當年第9～10月號的《國際經濟評論》上。不久之后，《經濟學家》的一位主編專程趕到北京，當面向天則所的學者們認錯，對方解釋說，《香港的午夜》一文確實有欠客觀公正，是主編不在的情況下刊發的，他們已經在內部進行了通報批評，要求以后對中國的報道必須堅持客觀公正的立場。從那之后，《經濟學家》關于中國的報道果然比從前有了很大改觀，天則所的這次正義之舉也博得了中國外交部的高度贊賞，稱他們做了一件具有外交意義的重要工作。當然10年當中也不都是勝利和榮譽，其中也有很多失敗和教訓。“我印象中最失敗的一件事就是我們接管《海外工商》雜志。”茅老回憶道。那時天則所剛剛成立一年多，1997年10月7日，天則所在方莊芳古園召開理事會，決定接管人民大學主辦的《海外工商》雜志，并聘請黃一義擔任雜志主編，前后共運作一年多，但一直都辦得不成功。最艱難的時候，茅于軾和天則的工作人員們甚至帶著雜志挨個報攤去推銷，但發行仍舊疲軟，前后賠了很多錢，直到最后停刊。反思這次失敗，茅老感慨道：“其實最初我就預感到會失敗，我們只是特定領域內的學者，不是所有方面的專家，尤其沒有辦雜志的專門人才，失敗是很正常的事。”

　　除了在《海外工商》一事上的失敗之外，茅老對那次很有名的“天村實驗”也是遺憾大過了欣慰。“天則所關注的一直都是制度經濟學，尤其需要我們深入到學術之外的社會事物當中去，搞村民自治實驗就是我們的一次具體行動。”茅老說道：“我有個一貫的看法，中國的民主化不止是政府的事，也是老百姓的事，我們可以做老百姓的工作，做村民教育或者市民教育。只可惜具體做的時候出了很多問題。”1999年年末，經過很長時間的準備，在天則所成立了由李慎之、何家棟、劉軍寧、王海光、周鴻陵等人組成的村民自治課題組顧問專家組，周鴻陵是具體負責人。茅于軾經過和張曙光、盛洪協商，在福特基金會申請了一筆3萬美元的資金，代表天則所以投資人身份加入了這次實驗。“具體做的時候出了很多事，甚至發生了周鴻陵聘用的一位出納攜款逃跑的事。”茅老反思道：“當然主要責任在我，是我監督工作不利，所以后來我跟福特基金會特地做了深刻檢討。”從談話中可以感覺到，茅老對周鴻陵在工作中的表現很失望，但對其學術天分卻贊賞有加。在中國學術界，茅老一直有著公認的品格涵養，從他這次對“天村實驗”的回憶中就可見一斑。

　　感悟——做社會良心

　　作為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之一，茅于軾此前曾取得過許多中外矚目的學術成就。1979年，他在十分艱苦的情況下，獨自推導出非線性規劃方面的“擇優分配原理”。“擇優分配原理”是經濟學的支柱性原理之一，用茅老的話說就是“經濟學的脊梁骨”，因為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源配置的，茅老的這個原理直接解決的也正是資源配置問題，所以等于說，茅老用自己推導出的這個原理把經濟學重新又改造了一遍。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創舉。況且，茅于軾本是學機械工程的，他的所有關于經濟學的思維完全是一個人獨自摸索鍛煉出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優秀經濟學家的茅于軾不啻是個人成才的一個奇跡。尤其讓人感慨的是，1975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康特羅維奇因提出了線性規劃的“擇優分配原理”曾被授予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此也可見“自學成才”的茅老在經濟學領域攀升的高度有多么讓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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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茅于軾應《走向未來叢書》之邀，終于把自己的學術成果寫成了《擇優分配原理》一書，由于茅老不是經濟學的科班出身，所以他在行文時更善于把那些抽象的經濟學理論進行通俗化闡釋，文筆洗練，深入淺出，因此這本書深受歡迎，前后印行了近10萬冊仍舊脫銷。青年經濟學家張維迎1987年曾在《中國：發展與改革》中撰文評介此書，稱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評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稱的筆法寫作”。這在當時的中國學術寫作中非常難能可貴。

　　其后，茅于軾又把關注的視角逐漸延伸到了更廣泛的社會經濟領域，甚至還從經濟學的思維出發，對中國人的未來精神世界進行了嚴肅的探索，先后寫出了《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和《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美國市場的考察》等著名著作，這些書在一些高層次的讀者當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像“金庸迷”一樣，茅于軾也用自己的著作培養了一大批忠實的“茅于軾迷”。

　　過去的茅于軾著書立說，異常活躍，退休之后的他也同樣是精力充沛，經常積極投身到各種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業當中。除了天則所的工作之外，他還親自在山西省臨縣設立了小額貸款扶貧基金。這項扶貧實驗運作得非常成功，不但幫助當地村民解決了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短缺問題，還有效地總結出了一整套完善的運作管理制度。在我國農村貧困長期得不到解決并可能繼續惡化的背景下，茅于軾此舉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很多媒體紛紛報道他的事跡，并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他的扶貧基金中來。

　　在中國諸多關注“三農”問題的專家學者當中，茅于軾是為數不多的思考和行動并舉的人之一。他的關于“三農”問題的所有結論幾乎都能夠在實踐當中找到成敗的例證，這種像當年梁漱溟、晏陽初等人的既述又做、知行合一的大家風范在如今的中國學者中已越來越稀缺，但在茅于軾身上則顯得那么平易而簡單。春秋時期，曾有一個叫叔孫豹的人寫下過這樣一段話：“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段話后來就成了歷史上代代相傳的用來衡量個人價值的“三不朽”論：所謂“立言”，就是發現能夠造福社會的真理;“立功”，就是通過自己的行為改變社會現有的狀態，為大多數人帶來好處；“立德”，就是親身實踐自己發現的道德規范，成為一個影響他人和后世的楷模。茅于軾無疑就是一個最好履行了這“三論”的人。

　　在深入接觸“三農”問題之后，茅于軾發現導致農民貧困的根源其實就是城鄉的二元化狀態，如果不改變這個狀態，那么，農民處境永遠不會得到改善。因此他總結出農村的根本出路就是城市化，通俗一點說就是“要不斷把農民變成城里人”。在得出這樣結論的同時，茅于軾仍舊沒有忘記他的知行合一。2002年3月，他和湯敏等人在北京創辦了“富平家政學校”，專門吸收和培訓農村女孩，把她們介紹到城市家庭里從事保姆工作。兩年多來，他通過實際行動已經幫助很多農村女孩走出了貧困的鄉村，獲得了相對富裕的城市生活。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實蘊含著典型的社會經濟意義，他的親力親為，實質上是在尋常小事中探索著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難怪當茅于軾70歲壽辰的時候，有崇拜者專門撰文稱他是“中國經濟學家中離真理最近的人”、“當代中國一個最值得尊敬的人”，甚至直接稱他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魯迅”。面對這些贊美之辭，茅老總是顯得誠惶誠恐，他一再強調說：自己只是一個極普通的人，甚至還犯過很多錯誤，有些至今還在深深懊悔。

　　不管怎樣，體現在茅于軾身上的智慧、慈悲、平民化等精神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難能可貴的。這些值得尊敬的品質在整個采訪過程中，經常可以從茅老的言語之間清晰地感覺到，而且他對筆者的提問總是有問必答，沒有絲毫的阻滯與戒心。身為學界泰斗，名門之后，能夠如此溫厚平易，樸實無華，實在讓人欽佩不已。此前，筆者曾在媒體上看到過茅老關于自己人生宗旨的闡述，他說自己的人生宗旨有兩條：一是不講違心話；二是要有社會責任感。兩條合在一起其實是用誠實的態度去努力推動社會的進步，也就是做這個社會的良心。

　　為理想為信念奔忙了一生的茅于軾，如今仍住在北京南沙溝小區的一座普通寓所里，他在這里已經居住了27年，他所有的思考和努力都是想著如何讓中國變得更加富強。但當這個城市的許多人家已經擁有了私家車時，茅老仍舊每天騎著一輛自行車來往穿梭于北京的街頭。在茅老家里，幾乎除了鮮花就是書籍。我們剛進門的時候，看到茅老正在伏案寫作，待我們剛剛結束采訪，茅老又爭分奪秒地回到案頭。當我們讓茅老的夫人趙燕玲對一生相伴的茅老進行描述時，趙阿姨毫不猶豫地給老伴下了一個結論：他是一個工作狂。

　　茅老曾說過，任何一種物質享受都很容易達到飽和，但精神享受卻沒有極限，而處于精神享受的最高端才是“對真理的發現”。茅老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從未停止過腳步，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經濟學研究范疇。茅老總喜歡說，財富不是快樂的惟一源泉，而快樂本身才是人生的最大目的，他甚至設想能創建一門“快樂學”，從而讓更多的人增加快樂，而不讓任何一個人的快樂減少。就這樣，茅老心系著天則所的生存和發展，心系著國家和社會，更心系著整個民族的未來……（編輯：宮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