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稱作TD之父。幾乎沒人能說清楚,到底是李世鶴成就了TD-SCDMA,還是這一舉國傾力的標準成就了李世鶴。 TD之前,行業之外沒有太多人知道他。TD之后,他又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1941年,李世鶴出生于重慶南岸。1978年,作為“文革”后第一批留學生,李世鶴出國求學,四年后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他歷任郵電部第四研究所總工程師,所長。這些頭銜也許無法勾勒出一個清晰的人物臉譜,直到1994年,李世鶴宿命般與TD走到了一起。 1994年,李世鶴與另外兩位同伴陳衛、徐廣涵開始研究TD-SCDMA技術,最初的目標很單純,就是想繞過高通CDMA標準的專利墻,開發一個新的系統。 事情沒想到越做越大。在不斷地討論中,TD的框架漸漸成型。1995年,時任郵電部科技司司長周寰與李世鶴三人見面,經過一番深入交流,周寰決定支持這三個純粹的技術人員把TD搞出來。 從后來的故事發展看,1995年周寰的這個決定,改變了李世鶴的命運,也改變了他自己。隨后相當長的人生中,他們都被TD纏繞牽絆。 不久之后,郵電部電信科學研究院與Cwill公司成立合資企業,李世鶴任董事長,陳衛任總經理。從這時起,TD的研發進入全面啟動期。 然而,李世鶴對于TD的執著并沒有傳染給另外兩人。陳衛和徐廣涵漸漸對TD前途產生懷疑,并最終離開了公司。在他們看來,把一個完全構想出來的標準落實,通過評審,到最終商業化,是一個及其漫長,甚至不可能完成的過程。 這是李世鶴在TD道路上遭遇的第一個非技術性挫折,未來還有更多的困難等待著他。 要想真的建立一套3G標準,除了本身的技術成熟度,還需要得到國家和國際標準組織的認可。 1997年,在郵電部香山會議上,眾人討論,是否向國際電聯提交TD 這一新生的3G備選方案。很多人都反對,其中并無多少惡意,僅僅考慮到巨大的難度和前途風險,就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最后在周寰的堅持和領導的支持下,郵電部最終決定將TD提交給國際電聯。對于李世鶴來說,這一關過得雖然艱難,但也表明從此TD將會得到國家的支持。 那一刻的李世鶴應該很高興,但時至今日再看,TD與中國之間的故事,到底還是留下了太多未盡之意。 隨后便是1998年的國際電聯3G標準初審。在10項備選方案中,TD并不起眼,國際廠商幾乎不會對這一陌生標準給予支持。但在信產部致函給各外企駐華機構后,面對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這些跨國企業改變了態度——TD得以通過評審。 最終在2000年5月,TD被正式確立為國際三大3G標準。同年信產部科學技術研究院改制為大唐電信集團,周寰任董事長。李世鶴也從TD的標準設計轉向如何商用,讓標準落地。 隨后,便是長達九年的“狼來了”。每次有傳聞說TD標準就快要試商用了,不久又有消息稱,TD還需要再完善。整個產業對TD心存疑慮,那段時間李世鶴背靠著國家的大力支持,卻看不到一個清晰的未來。 時任中移動董事長王曉初曾表態,希望引入WCDMA技術,對于TD,他認為“這對運營商是個艱難選擇”。 這是2003年,中國最大的運營商,對TD的態度。 就在所有人質疑TD,并認為這項技術可能會“安樂死”的時候,情況有突然發生了轉折。這一次起到決定作用的,依然是來自國家的支持。 2004年,中國總理出訪荷蘭,在當地接聽了來自中國TD網絡的國際長途電話——這對TD無疑是一次極佳的宣傳。隨后,年近退休,那幾年里飽受質疑的李世鶴開始更多的出現在產業面前,為TD的推進不遺余力。 時間到了2006年,信息產業部通過對TD的技術方案成熟度審核,宣布TD成為我國通信行業標準——那一刻所有的擔心都成為歷史,TD獲得3G牌照只是時間的問題。 從1995年到2006年,李世鶴說,“11年做這一件事情,足夠了。” 又過三年,TD牌照正式發放給中國移動。這場始于三個人的討論,經歷了漫長跌宕過程的故事終于有了圓滿結果。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場國家意志對抗技術難度和產業壁壘的勝利,從另外一些角度看,這也是李世鶴個人的勝利——盡管這勝利來得太過艱難,還有點苦澀。 今天我們重讀李世鶴,會發現在英雄的背影中,多了些悲壯色彩。TD剛誕生時,李世鶴曾用近乎祈求的口吻對整個產業說,“給TD點時間,它會成長為精品”,在最艱難時刻,他曾講過,“做TD并不比造原子彈更容易”,“不用它,它就永遠不會成熟”…… 直到TD發牌幾成定局的時候,李世鶴表示,“我該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我已經是該退出歷史舞臺的人了。” 隨著中移動獲得4G TD-LTE牌照,這場持續了十多年的TD故事,幾乎走到了結尾。國際通信標準越來越像,殊途同歸,這與李世鶴當年的初衷有些相違。只是在4G標準制定的時候,人們忽然發現,原來其中一項關鍵的技術,專利發明人來自中國,他叫李世鶴。 “我們這一代人就這么過來了,也留下了一些足跡。” 功過是非,江湖再無李世鶴。 作者:騰訊科技 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