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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極客”只是一個小眾群體的名片，但在這個被科學技術所重新塑造的時代，它完全稱得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熱衷于數據的“極客”內特·希爾（Nate Silver）徹底紅了。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一役，最大的贏家除了奧巴馬，便是號稱“神奇小子”的希爾。
“你們知道誰是今晚的贏家嗎？”MSNBC的新聞主播在選舉開票夜如是說，“是內特·希爾。”媒體則一致認為，美國大選預測的成功不僅是希爾個人的勝利，也使所有書呆子們揚眉吐氣。英國《衛報》評論稱，“如果說希爾不是數據方面的超人，那么他無疑是個超級‘極客’。” 大選預測，”極客“的驚艷 希爾為何被冠以“極客”之名？在20世紀初的美國俚語中，“極客”（Geek）一詞本應泛指某種“怪胎”。到1950年代，韋氏字典把這個字解釋為瘋狂的雜耍表演者。后來，“極客”開始特指沉溺于某樣事物以至在主流人群中被邊緣化的人。在電腦和互聯網興起后，早期的IT界人士紛紛以“極客”自居，標榜自己的技術高桿。此后，“極客”一詞含義有所匡正，而“極客”精神開始成為開創性的熱忱與技能的象征。總之，“極客”們有點鬼才，沉溺于技術，具備開拓精神。在常人眼里，“極客”們也多少有點怪異。 數據“極客”希爾成名，始于對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預測。經濟學出身的希爾，精于數學和統計。此前，希爾干過經濟咨詢師的工作，設計過預測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中球員表現的系統，還當過一段時間的職業撲克賭徒。2007年后，希爾對美國選舉中的各種民意調查統計和結果預測產生興趣，并建立了一套系統用統計學方法預測選舉結果。在他的個人網站Fivethirtyeight.com（因美國538張選舉人票數得名）上，希爾正式打響“精確預測選舉”的頭槍。2008年大選，他的數學模型準確預測中49個州的投票結果。2009年，《時代》周刊將希爾列為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希爾的大選預測分析系統，基于對已有的民調結果進行綜合，使用18世紀英國數學家貝葉斯的理論進行分析。他建模分析的關鍵在于，對于每項民意調查，根據其偏向性和歷史準確度，分別賦予權重。然后，希爾會加入他認為可能影響結果的其他條件。接下來，就交給系統自動計算結果。希爾認為，首先必須承認對未來的預測不可能完全準確，必然帶有一定程度的傾向性和錯誤，然后再用事實證據來測試預測的可靠性，不斷調整后才能接近事實。 這種根據中立的數據模型計算，帶有死理性派痕跡的獨特方法，使得希爾享有“極客”一稱。 有趣的是，奧巴馬的競選團隊也偏愛數據挖掘工作。大選期間，他們打造了一個5倍于2008年規模的分析部門，并且任命了一位“首席科學家”。據奧巴馬團隊的競選經理吉姆·梅斯納介紹，他們的目標是“量化一切”，由數據告知應當關注哪些選民并且如何吸引對方。美國著名科普雜志《新科學家》甚至建議，以后的美國總統競選應該多雇“極客”，少睬時政評論人。 大選前數周，希爾推出了關于預測的書作《信號與噪音》。他在書的序言里坦言，在成功預測2008年選舉結果后，出版社希望他能寫出一本“書呆子們出頭日”的書。2012年美國大選后的第一天，希爾的這本處女作果然“出頭”了。一夜之間該書銷量躥升至暢銷榜第二位。 數據“極客”希爾受捧的背后，是整個美國社會對“極客”精神的日益認可。2012年，全球最大人力公司Adecco SA旗下的科技人力企業Modis公司的調查顯示：“極客”在美國大受歡迎，比以往更受人尊重。Modis公司每年一度的調查顯示，2012年有51%的美國人認為“‘極客’是成功的專業人士”，高于2011年的31%；有54%的人認為“‘極客’非常聰明”，同樣高于2011年的45%。路透社對此報道稱，“‘極客’們要主宰這個世界了！” “極客”的發源與演變，也折射出IT業的發展過程。在最初的黑客詞典Jargon File中，“極客”的定義是技術高超、超越極限、熱衷解決問題的電腦高手，而在開發源代碼運動倡導者埃里克·雷蒙德著名的《如何成為一名“極客”》一文中，過去的30年里，“極客”精神逐漸泛化成在汽車、電子、設計等諸多領域一種對待事情的態度。 比爾·蓋茨、喬布斯、扎克伯格等人正是這個時代最富盛名的“極客”。在個人電腦時代之初，計算機“極客”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電腦瘋子，他們的形象是離經叛道的“計算機嬉皮士”。這些“極客”當時給人的印象是：專注于技術研發，不愛在公眾面前拋頭露面。然而，計算機“極客”此后帶著技術和產品逐漸從后臺走上前臺，并逐漸為主流商業和社會所接受。 “極客”在中國仍屬邊緣人 崇尚創新、自由和開放的“極客”精神，已成為這個時代新的意識形態。如今，“極客”化教育已經在美國興起。在美國加州的圣地亞哥縣，拉里·羅森斯托克主力創辦了由8所學校組成的“高技術學校（High Tech High）”。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中小學教育領域試圖改革后，誕生出這么一類特許學校。這類新型的公立學校會有嚴格的入學考試，以挑選具有相關專長的學生。 在高技術學校，羅森斯托克專門編制相關課程來督促學生創新，令其盡情發展自己的“極客”面。在教室里的墻上、桌子上和天花板上，從當地野生動物的觀察指南到人力潛水艇， 布滿各種各樣的教學項目。在圣地亞哥當地的機場，還懸掛有高技術學校一個基于數學原理制作的美術項目。 “‘極客’們行事靠譜，他們會沉醉于所喜愛的事物。”羅森斯托克接受《連線》雜志采訪時稱。高技術學校的教育“極客”化關鍵在于，打通學生連接成年人世界的通道。比如給教師設專門的廁所和休息室，允許家長在教學廳里穿梭等。“學校的一大經驗是，孩子們需要和各自的榜樣多交流”，前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教育投資負責人、曾擔任該校校監的湯姆·亞克評價道，“一所大型高中往往會形成年輕人特有的文化，必須主動打破這種封閉。” 在他看來，“極客”化教育的成果令人滿意。好的學校就是驅動孩子發揮創造力、使學習行為變酷的學校。高技術學校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達到100%。而且，由于這些高中生在高等數學和科學課程上見長，所以當中許多人往往會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或是斯坦福大學。 “‘極客’精神的核心是好奇心。”網絡支付系統Paypal創始人、硅谷創業家馬克斯·萊文奇恩認為，“一日‘極客’，終生‘極客’。”隨興而起，追求技術、靈感、自由，這也是互聯網行業“極客”們的共性。萊文奇恩在評論環境時曾表示，“‘極客’文化并非美國獨有，我相信中國也會有很多‘極客’。美國的很多公司都是由‘極客’創立，或許只是因為美國“極客”起步很早。美國的‘極客’覺得自己很聰明，對很多事物好奇，他們會無所顧忌地嘗試，因此人們更容易看到一些美國‘極客’成功的案例。” 引領技術潮流并推動變革，“極客”精神對美國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如果說，這種創造力在美國隨時可能轉化為商業價值，相比之下，中國的“極客”離商業仍有距離。“中國的‘極客’們還沒有形成清晰的價值觀，僅僅癡迷某一樣東西，拿不出可商業化的原創作品，形不成獨立的價值觀和文化，難以有主流影響力。”中國互聯網實驗室發起人方興東如此評價。在他看來，中國本土的“極客”文化，似乎還停留于小打小鬧、興趣小組的低階段。 曾幾何時，“極客”只是一個小眾群體的名片，但在這個被科學技術所重新塑造的時代，它已經完全稱得上是一種意識形態。方興東認為，如果中國“極客”群體維持目前的現狀，指望中國出自己的蓋茨、扎克伯格，短期內不太現實。雖然隨著互聯網產業的發展，中國的“極客”人數已有爆炸性的增長，但“極客”在中國文化方面依舊沒有太大影響，屬于“社會邊緣人”。(鳳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