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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如晨 來源：夸克點評（Quark_media） 繼深圳廠之后，三星天津手機廠傳聞也要關了。一年多來，日企、韓企、中國臺企、美企等諸多制造企業紛紛撤離中國大陸，轉戰東南亞或南亞。 起初，有些擔憂。它很容易讓人跟川普貿易保護主義建立直接關聯。中國輸往美國的諸多工業產品，稅率提高，出口整體受到抑制。如此氛圍之中，素來多數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外企，確實有部分外遷的壓力。 此前部分廠家撤離時，對外口吻滿是幽怨與隱晦表達，無限不舍而又無奈萬分的樣子。好像本地對它極為不公似的。這就更容易讓人強化起眼前的貿易保護主義認知。 我還曾擔心一些較大的產業集群會發生大規模遷移。那或許是非常尷尬的一幕。 不過，此刻，我突然覺得，一些邏輯根本就站不住，頗有些杞人憂天了。一些外企的幽怨里，實在有它們太多的臺階。我以為，長遠看來，部分制造業產能移轉動向，于這個周期的中國極為有利。它是一種減負的行動。我甚至進一步認為，川普貿易保護主義制造的壓力，已變相成為驅動中國產業升級的關鍵外力。 外企工廠關停，給出的理由里，普遍有一條是“勞動力成本上升”。這是老話題了。2008年以來，不知爭論多少次。兩稅合并后，更有一波集中的渲染。也正因如此，一個長達10年的壓力釋放周期過后，此刻仍被冠在關廠話題上，就很難讓人信服了。 關廠原因，有更真實的一面。以三星電子為例。勞動力成本雖較過去有提升，但一個難以回避的事實是，三星手機在中國已失去競爭力。5年前，三星手機中國市占高達20%，2018年已不到1％。中國本地品牌已成消費主流，市占幾乎呈現為高度壟斷狀態。 此前的5月，臺灣地區友達光電關閉了上海松江面板廠。那幾天，中美貿易言論博弈到了一個高潮。友達的動作有些讓人忐忑。一些人甚至說這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友達官方除了強調勞動力成本之外，卻坦承了這樣一種現實：在與大陸同世代的面板廠角逐中，友達缺乏效率，無法跟它們競爭。 幾年來，中國面板雖然在部分大屏占比上仍不敵海外，但整體市占已經大幅提升。甚至已經出現產能過剩的局面。呵呵，拼多多前段引發的彩電白牌話題背后，就有這一背景。 整體而言，關廠行動更多還是市場需求與區域市場競爭力決定的結果。巨頭們過去在中國大陸無往不利，但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此刻，它們已大幅祛魅了。 當然某些因素要略顯復雜。 比如一些制造項目在中國大陸運營10多年，甚至接近20年。這里面也有當年招商優惠政策謝幕、土地經濟失去光環的趨勢。事實上，2008年，上海浦東就經歷了一波外資工廠關停并轉行動。因為，浦東大開發的10年稅收優惠到期了。包括英特爾浦東廠產能也轉移到了內地的成都。 就是說，關廠也有外企比較隱蔽的討巧與粉飾。許多巨頭的好日子已經過去，它們無法僅憑一般競爭力的產品產能悠哉了。 這背后有產業升級的壓力在。其他領域我不熟悉，不敢胡言亂語，但整個大的ICT產業范疇，摩爾定律持續步入一個瓶頸期，已經將許多巨頭逼到墻根甚至墻角。不是說它們沒有優勢，而是優勢已經不太明顯，中國大陸企業的追趕顯得越來越迅猛。 諸多產能過剩的ICT制造項目背后，同樣就有摩爾定律決定的暴力一般的肉搏競爭。在一場微觀世界的重大技術革命爆發前，這一趨勢反而會讓習慣吃那甘蔗最甜端的跨國巨頭遭受重大挑戰。中國大陸企業在許多領域反而還有成長的勢能。 當然，你應該能體會到一種新的危機。它也就是我在文章開頭的判斷里提到的部分。 是的，外企工廠遷移，固然反映了它們遭遇的創新挑戰，里面有本地企業的崛起，不乏關鍵的創新。但是，整體而言，屬于我們的產能過剩負擔非常沉重。許多領域，折射著我們遭遇更深更重的創新壓力。 這種壓力，無法再延續過去的產業發展路徑、區域經濟發展模式。過去幾十年，傳統的招商思路，尤其圍繞投資額、GDP思維落地的制造項目，已經成為許多城市轉型、升級的負擔。最近幾年，那些曾經被標榜為明星制造城市的深圳、蘇州（含昆山）、成都、佛山、青島等地，都經歷了復雜的“騰籠換鳥”歷程，意在走向科技、智慧、創意文化、服務型的城市。這也是諸多區域經濟的整體表征。 在這個層面上，此刻的外企持續關廠，實在算不上什么新鮮事。它們只是新一波案例而已。既使沒有川普政府針對中國乃至全球發起的貿易打壓，也已是一個周期的常態。 同樣，在這個層面上，夸克認為，這不是什么壞事。所謂產業升級，不能只是停留在原有產業基礎上“修修補補”與“危房改造”，不能留戀一些僅有虛幻的GDP數據而無益產業生態、無益真實民生、無益創新活力的制造業，尤其是那些落后的產能。我們需要有斷臂再造的勇氣。 其實，這種局面，10年前，我們已經痛苦地經歷了一波。我記得很清楚，2007年之2009年，受困于環保政策與金融危機，沿海諸多制造業外遷或者內遷，一些明明有著重大污染的落后產能，也被內地城市哄搶。雖然不能完全歸罪危機周期的產業政策、刺激，但我們的心態里，那時實在有太多麻醉與迷戀。今日的許多榮耀看上去與那個周期有關，但最重的包袱也是如此，許多積重難返都與此有關。 所以，面對此刻外企們持續關廠，我們實在應該報以樂觀。如果說過去幾年它們自己還有留戀，或者貪念本地市場的一些優惠，如今它們已無法承受創新的壓力，只能選擇遷移。 當然，我們確實也看到，一些外企在將產能剝離、移轉后，開始強化本地的研發、供應鏈、生態化的合作。我想，這是產業升級的動向。 這也會釋放本地制造業的活力，而不僅僅是去化產能，更有迫使它們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從替代走向獨立自主現代工業體系的意義。 會有這種未來么？ 不是盲目，我當然相信，一直深信。尤其是在數字經濟在中國蔚為大觀之后。它所蘊含的偉力在于：雖然我們在微觀與局部仍無法突破所謂核心技術的制約，但無數生態的共享與協同，將會產生一種復雜經濟學的價值，每一個邊緣地帶、交接地帶，都會生發活潑的創新，并從由點到線到面，然后到體，匯聚成一種強大的智慧型的經濟形態。而傳導到微觀世界，一定會激發許多創新，反過來成為許多行業尤其制造業的核心驅動力。 過去中國有太多悲情。不是我們沒有力量，而是在過去的路徑里，因為局部落后，我們的眼睛就只限于局部的角逐，看不到整個中國，2000多年來大一統、穩定結構中的整體自洽特質。中國人、中國企業總喜歡孤立的競爭，內部協同有限，窩里斗窩里橫盛行，而一度失去整體的競爭能力。真正的大國競爭力，就隱藏在這個國家整體的共享與協同里。中國唯有依靠整體生態與遼闊版圖的各種要素，才能逾越眼前的壓力。 這種機遇背后，是一個全新的數字經濟時代的來臨。中國有絕大部分國家不具有的要素優勢。 繞遠了回來。這里當然不是盲目樂觀。外企工廠關停，仍會帶來短期壓力。就業如此，GDP如此，部分產業鏈也會受到沖擊。 不過，這兩年，我所觀察到的一種信號跟過去幾年不同。沿海制造業的產能外遷，雖然導致部分產業工人失業，但我明顯感受到四六級市場有了起色。“農民工”的概念已經弱化，回鄉的他們更多從事著與服務業相關的工作，而其中相當一批，都與數字經濟的形式有關。 我的侄子，就從一個農村廚師、帝都快遞員成長為菏澤老家一個全域營銷模式的新零售從業人員。我還看到了更多年輕一代的職業變化。而這一代，正與鄉土建立全新的關系。它不同于過去多年候鳥大軍與鄉土之間的那種疏離與隔膜。 我還看到，多年來，荒蕪一人的縣域工業園，突然活躍起來，成了許多物流配送的中心。鄉道上，公交車與人流反而開始密集起來。這里面，有許多不同于以往的變化。 我當然也看到許多新的悲歡離合。大都是那些人口遷移與回流的矛盾，里面有許多鄉村文化的疏離。但我還是報以樂觀。 說到產業鏈遷移話題，不想爭辯。但我寫過很多，這里還是堅持一個基本的判斷：一個偌大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是絕不能也絕不可能出現美國那種去制造化的歷程的。中國人文因素、復雜的產業形態、并不均衡的歷史地理與區域經濟、民族與文化差異、供應鏈半徑，決定了它不會完全脫實向虛。不要說眼前，我想，只要這個國家還在，制造業都會是核心的基礎，而產業鏈自有它合理的分布。過去是土地經濟左右，遵循產業集群的效應，未來將會順應數字經濟時代的智慧制造，變得集約與高效。這沒有什么可擔心的。 而且，許多產能轉移到東南亞、南亞，除了依然接近外，許多市場的分散特征，并不能真正動搖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大市場的戰略地位。這里依然是全球制造業最為集中的區域。而且還要看到，除了核心供應鏈之外，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的人才優勢反而比過去顯得更為強大。 至于容易與關廠關聯一起的川普保護主義，我想，它雖然給中國許多層面帶來一定壓力甚至恐慌，但這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個企業，一個人，每一種壓力面，都會喚醒整個生態與組織體系的抗壓能力，激活它們的創新精神，這樣的局面，中國經歷實在太多。 此刻，我甚至都覺得，某種程度上，我們要深深感謝那個叫川普的人才好。沒有這一輪壓力，我們還看不出偌大國家在新一輪競爭的潛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