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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商業雜志《FastCompany》近日刊載彭博社駐華記者艾明德（Adam Minter）新書《垃圾場星球》（Junkyard Planet）的節選內容，講述了他在中國最大電子垃圾集散處理中心貴嶼的親身經歷。 自2004年以來，老摩托羅拉就已被人們“雪藏”到抽屜深處；而從2009年初開始，諾基亞也已被深埋在故紙堆下。在美國，它們都已成為用來盛放各種廢物的抽屜中的“素材”，被一種迷戀升級的文化所拋棄。 從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情況則更加糟糕，因為它們都被視作“電子垃圾”，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詞匯，被用來指代那些已經沒人想要的電子設備。 但在中國，有一次我坐地鐵到上海北部地區，手里拎著一個透明塑料袋，里面放著五部老舊的手機，準備在一個二手電子產品市場上賣出去。在那時，這些過時的手機并不是什么“電子垃圾”，而是一種能給人們提供無線通信的廉價方式。在中國，有數以億計的人還買不起或不想買新手機——至少當時我是這么認為的。 在一個兩層高的二手電子產品商場中，我來到一個攤位前。兩個年輕男子正在用一個電壓表對一臺筆記本電腦進行檢查，其中一個人看起來比較空，所以我就停下腳步，把裝滿手機的塑料袋遞給他。他瞇起眼睛看了下，然后搖了搖頭。 于是，我又到下一個攤位上試試運氣。一名年紀大概在25歲上下的女子瞥了一眼，也搖了搖頭。我覺得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柜臺里擺著很多手機，但看上去沒有哪一部像我的那樣老舊，而且它們都有上網功能。“3G，”她說道，“3G。” 我走出商場，在街上徜徉，然后看到一個箱子，里面裝滿了各種老舊的電腦主板。有那么一瞬間，我想過把袋子里的手機扔到這個箱子里，不再徒勞無功地去嘗試賣掉它們。 但我又想了一下，就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這些主板幾乎一定會被運到貴嶼，那里是中國最大、同時也是最臭名昭著的電子垃圾回收中心。據2010年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那里6歲以下的鄉村兒童有81.8%都患有鉛中毒病癥，而其源頭很可能是電路板碎裂所產生的鉛灰，或是熔化鉛焊料以提取黃金、銅及其他貴金屬和半貴金屬所帶來的污染。電路板上的黃金需要使用高腐蝕酸來加以分離；而在高腐蝕酸用完后，經常都會被倒入河流及其他開闊水域。 一個想法突如其來地出現在我腦海里：不如到貴嶼去賣掉我的手機吧。毫無疑問，這個想法很荒謬，因為當地人不會愿意讓外國記者去揭露最丑陋的一面。但在乘地鐵回家的路上，我決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找到了一位名叫亨利的亞裔美國非金屬廢料加工商，他同意帶我到貴嶼去賣掉手機。他是一位重要的廢料（其中也包括電子廢料）出口商，經常將廢料從發達國家運到中國。而且，他跟中國環境政策制定者、監管機構和海關官員以及國有公司之間的關系也很密切。亨利的佛山合伙人也跟我們同行，我叫他“老杜”；另外還有一位年輕的教授兼商人，我叫他“老葛”。 從深圳到貴嶼有五個小時的車程。在路上，亨利給我上了一堂課，內容是中國電子垃圾的回收程序。他拿起我的一部舊手機看了一眼，然后對我說道：“好，先看這部手機。大概1999年出廠，三星的。”他的眼睛亮了起來。“因為我知道它是1999年出廠的，所以就知道它的芯片能賣某個價錢。或許我還能知道它的顯示屏別有價值，或許還能知道它有個內存。我能看到更多你看不到的價值。” “誰會買它呢？”我問道。 他笑了：“有人會想要回收利用它的芯片！那些生產滾動數字標牌的公司喜歡老芯片，能用很長時間呢。” 換句話說，我這部老三星手機中的芯片可能會被提取加工，然后做成一塊滾動數字標牌，被堪薩斯州的一名餐館業主買走，用來宣傳每天的特價午餐。與運行電子表格、網絡瀏覽器和游戲相比，這塊芯片無疑是被“降級”了；但對于那些購買者來說，則肯定比挖掘新的黃金、銅和硅來制作新的芯片要好。 抵達貴嶼時已夜幕西沉，我們開過一座低矮的拱形橋，這座橋橫跨一條深色的水道。水道的彼岸是普寧市，這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目前人口總數已經達到150萬，是中國的新興都市之一。我們下橋向右拐了一個大彎，到了一條小巷里，然后停下車子。我跟著亨利、老葛和老杜下了車，外面夜空明澈，星光點點。有一種淡而濃郁的氣味，那是種化學品的味道，像是融化的塑料；依稀還帶著點甜味，可能是菊花的香氣。這種氣味進到我的肺里，一時間呼吸短促起來。路對面有幾個大大的塑料袋，里面裝滿了長方形的電腦箱子；再遠一些是片開闊地。“幾年以前，”亨利對我低語道：“那邊一畝地的價格是8萬美元。現在嘛，100萬美元了。” 在貴嶼，回收者們非常富有，但卻幾乎沒什么能花錢的地方，因此他們就拿錢來投資不動產。亨利向我點頭示意一扇高高的大門，這扇門阻斷了一個倉庫的入口，倉庫里面依稀透出微弱的光芒。“這個家伙的兒子擁有那塊地。”他指著路面的空地說道。 亨利口中的“這個家伙”是個瘦骨嶙峋的老頭兒，大概60來歲的樣子。亨利低聲告訴我，老杜跟這個人有多年的生意關系，他會將電子廢料從佛山運到貴嶼來；然后這些廢料會再從貴嶼回到深圳，被重新加工成為新的電子產品。對于從發達世界國家運到中國的電子廢料來說，這是一條必經之路。有趣的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越來越多的電子廢料也遵循著同樣的軌跡。 我看著那個老人用一把鑰匙打開了通向倉庫內部的大門。我們進去以后，他馬上又鎖掉了大門；看來安全是很重要的。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成千上萬個隨意擺放著的箱子，塞滿了這個有冰球場那么大面積的倉庫。我看到了主板、大型計算機的零件、硬盤驅動器、心電圖掃描儀、鍵盤、筆記本風扇和顯示屏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在這些電子廢料中，幾乎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像是沒用過的樣子：惠普筆記本顯示屏還帶著包裝，上面貼著惠普的紙箱標簽；墻角的松下顯示屏紙箱外面還裹著塑料，貼著粉紅色的紙片，寫著“UNSERVICEABLE”（不可使用）和“PANASONIC AVIONICS CORPORATION”（松下航空電子公司）。 這些箱子上提到的設備制造商在離此地以南四五個小時車程的深圳、東莞或中山設有工廠；在這些城市中，許多電子設備配件正被生產出來，而剩下來的廢料則將成為貴嶼的“庫存”。 對于那個60來歲的老農來說，芯片的回收再使用是他的發財之道。亨利告訴我說，貴嶼電子廢料的最大客戶是澄海，這是附近的一個的城鎮，因許多玩具生產商在當地集結而被稱作“玩具城”。在那里，許多玩具都是電子產品，需要在貴嶼被回收再利用的微處理器。想想看這個畫面吧：在某個地方，一對父母正在給孩子一個玩具，這個玩具是用貴嶼某個作坊里提取的二手電腦芯片做成的。 直到次日午后，我才問起亨利，我是否還有機會出售我的電子垃圾。到那時為止，我還只是一直看著亨利和老杜跟一些富有的商人們碰面，但不覺得遇到了愿意買我舊手機的人。他讓我安心，告訴我說當我們順道造訪老葛的家人時會有機會的。 老葛的家在一條陰暗的窄巷里，四周圍有高高的混凝土墻，還有一道沉重的鋼閘門，需要好幾把鑰匙才能打開。走過這道鋼閘門，我們進入到一個小小的院子里，里面對面了各種老舊的臺式機、監視器、燒壞的電路板，還有一個魚缸，里面放滿了各種已被拆卸開來的手機，等待著被分解成各種部件。另一邊是個用來焚燒垃圾的棚屋，這樣的棚屋在貴嶼有好幾百個。我還沒來得及仔細被清楚，就被帶到了房間里。 老葛的母親從廚房里走了出來，帶來了一盤切好的新鮮西瓜，放到桌子上的時候對我笑了笑。她和老葛的幾個堂、表兄弟一個接一個地對亨利和老杜表示歡迎，然后亨利介紹我是一個美國廢料加工商的兒子；我看到，他們睜大了眼睛。 “我想知道某些東西的價格。”我一邊說，一邊打開了背包。那幾個年輕人走了過來，拿起這些手機，在手掌里翻弄幾下，討論著它們內部含有哪種芯片，可能含有的黃金含量。“他們是怎么只靠看手機型號就能知道內部芯片的呢，真是不可思議啊。”亨利語帶驚奇地對我說道。 “這些手機不能再用了嗎？” “當然了！”他笑道。“都是五年的老貨了，誰還會要？哪怕是在非洲，這樣的手機也不再好賣了。”原來如此啊；哪怕是在非洲，人們也想要比我的舊手機更好的東西了。而在那里，人們的生活水平比向貴嶼輸出勞力的貧窮鄉村還要低。 六個年輕人中最年輕的一個拿起我的老三星手機擺弄了幾下，然后說道，這些手機要賣的話，價格都是每公斤16美元左右。他們看看我，又看看亨利。“你想把它們帶走嗎？” 我看了看散落在沙發上的舊手機，答道：“還是不要了吧。” “那我們就回收了吧。”他們說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