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藝術家金鋒，在上海左翼文化社區——多倫路咸亨酒店做了一個“魯迅宴請知識界”的活動。十一位思想者竟然未能與扮演的魯迅對起話來。《精品閱讀》雜志第三期以“魯迅如何嚇著了知識界”為題，報道了這次事件。對這個結果，參與的學者各有說辭，理由無非是扮演的魯迅太不入流了，根本令他們無法產生對話欲望。學者崔文華先生的分析最為透徹，在一個無主題的年代，人們各說各話，作品呈現了這個真正的主題。我以為，思想者缺乏游戲精神，或許是更重要的因素。他們喜歡端起架子發言，一旦置身于一個平等的交流場所，因失落而滋生的矜持和傲慢，使他們無話可說。脫離他們自以為是的話語體系，這些人其實也是相當貧乏的。
與魯迅相比，他們知識或許夠用，但思想不在一個高度上。至于魯迅那種戰士的氣質，就更是稀缺了。在一個真實的魯迅面前，他們極有可能會因為膽怯而無言。
有幾個功成名就的中年學者鼓吹要為韓寒加冕，捧為新時代的魯迅。這樣的做派讓人啞然失笑：如果不是出于爭取八零后支持的策略，便是對魯迅的無知。
在一個犬儒化的社會，青年韓寒特立獨行，在體系外活得有聲有色，其行為不乏標本意義。但他更多的是成就自己，他的反抗是無力的。他是一個清醒的聰明人，韓寒沒有黑夜，他的世界是明亮的。他智慧勇氣兼具，但缺乏思想深度，更缺乏魯迅那種偉大的精神境界。
關于魯迅，看來我們知道的還不夠多。
即使對魯迅，也有人試圖剝去其被冊封久矣的大師稱號。一些文學研究者正在魯迅的后院瘋狂扒糞，企圖用張愛玲替代魯迅，改寫老套文學史的排行。李澤厚先生以為不可，“魯迅不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他認為，“談論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近現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繞過康梁，后不可能繞過陳、胡、魯。”《萬象》七月號，刊登了劉再復與李澤厚的長篇對話。在題為“共鑒五四新文化”的對話里，兩位學者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種傾向：以文學技巧壓倒思想內容，以知識、學問壓倒貶低思想。“魯迅比其他啟蒙者更深刻的地方是超越了啟蒙，思考人的存在意義。不止著眼于喚醒民眾，而是展示個人孤獨存在的內心。”（李澤厚語）
有人在尋找魯迅的內心。在今年第一期《讀庫》里，祝勇認為，在黑夜里，活躍著魯迅廣闊而深邃的精神世界，這個從白天意識形態網絡里脫身的靈魂，才是一個需要認真破譯的大海。
給魯迅找茬的也有。學者張耀杰撰文稱，魯迅和其弟周建人犯有重婚罪。魯迅之子周海嬰在第二十四期《新民周刊》予以回應。這篇“以魯迅和周建人重婚了嗎？”的文章，出示了中國大陸法院1951年的兩份判決，以此證明周建人先生的清白。對自己父親的婚姻，周海嬰辯駁道：魯迅尊母命與原配結婚，但并未同房。原配愿意留在周家“陪娘娘一輩子（魯母）”。周海嬰說，魯迅一直負擔著原配的生活費。原配從未對魯迅和許廣平的婚姻提出過異議。“魯迅也不可能自投國民黨的法院去辦理與朱安的‘正式’離婚手續”。魯迅做到了“自他兩利”。周海嬰呼吁：不能用非歷史主義的態度，抽象地議論復雜的人與事。
魯迅是死后別人封的大師。而余秋雨是活著自己認購的。
大師余秋雨曾這樣論述魯迅：“（魯迅）自己親身體察過的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一次次證明了馬列主義的正確，從而信仰愈益堅定；反過來，又用馬列主義判別和提煉著這些經驗，通過思想內部的矛盾運動，辛勤地在頭腦里做著吐故納新的工作。”（《學習與批評》1975年8月號）當時的寫作者一心想把魯迅納入革命的行列，慷慨地贈與其數冠馬列主義的禮帽。
打扮魯迅的余秋雨，這些年也成了“大師”。被需要和自我需要，使余秋雨獨步一時。這個另類大師，十余年來風光無限，儼然一尊文化守護神。
這是一尊紙糊的大師。從知識、思想到人格，余秋雨都不是一個過硬的選手。他知識錯謬百出，據文史學者金文明先生分析，其所犯的常識性錯誤就令人詫異（見《精品閱讀》第四期）。無知且無畏，余秋雨不但不思改正，還要倒打一耙，誣陷為自己挑錯的人是出于“嫉妒”。至于思想，按余秋雨自己的說法，他獨自守護中華文明十余年，看著這個幼弱的孩子長大成人，終獲世界承認，心里很是快慰。這種自我標榜，也只有在這樣的年代，由這張嘴里說得出來！自我表彰是余秋雨的一大特征。遺憾的是，余秋雨辛苦包裝起來的金身，借由蕭夏林揭發、易中天拓展的災區“詐捐”事件，在牛年初夏轟然坍塌。
余秋雨成為這個時代最可笑的標本。他借助早年投身政治漩渦練就的心術與手段，游弋于官場、商場、文壇，聚斂名聲與財富，可稱之為如魚得水的成功人士。在好多時候，他以國家的形象代言人自居，言語間頗有舍我其誰的文化英雄氣概。
知識缺陷還不是致命的，余秋雨最欠缺的是反省能力。經年的滾爬摸打，他練就一幅商人的精明和狡詐。他滔滔不絕的話語，好多時候，就是掩飾內心自卑的遮羞布。他是曖昧的一團霧氣，從來就不曾明晰過、堅實過。他不信任任何人，唯我獨尊。他以文交接權勢，取悅貴人，行文虛夸、言不及義，有賣弄之意，無真誠之心。
相比之下，剛剛去世的季羨林先生就太謙虛了。他是被封為大師的，最新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是公眾渴望與政府導向合力的結果，“樹立一個經得起公眾檢驗的文化符號，成為必要。公眾呼喚，與治國之策，此時不謀而合。”季羨林生前屢次辭掉“大師”“泰斗”“國寶”的稱謂，死后竟然又被一一戴上。給季羨林戴高帽的人，當然各有所圖。一幫作秀的文人墨客，確實應該從內心感謝這位善良的老人。心凈情真的老人，常常會上諂媚者的圈套。
令人唏噓的是，幾個宵小之徒冒天下之大不韙，放肆地詰難逝者，一個氣勢洶洶的理由是：季羨林一生沒有反抗暴政——當局喜歡的就是我們的敵人。我想，季羨林先生有不反抗的理由，更有不反抗的自由。一部《牛棚雜憶》足以贖回他之前所有的“罪”。在他生命的晚年，他以“講真話”而著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講真話——季羨林人生箴言錄》便是明證）。在這樣的世道里，他高潔的人格力量，難道不具有拯救人心的效用嗎？一個只有反抗者和統治者的社會是可怕的。
我們需要更多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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