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開始，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在此之前，遼寧、江蘇、北京等地已試行此政策多年。人們把這項政策稱為“新知青”運動。不過，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一政策都只是一個解決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權宜之計，而不具有文化與政治上的崇高性了。
知識人的救民抱負
談到知識青年下鄉，人們會馬上聯想到中國在1960年代末開始的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其實，知識青年下鄉的理念和行動早在那之前半個世紀就已出現。
動因是中國鄉村的凋敝。傳統中國社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至少，城鄉之間并無太大差距。城是皇權統治的節點，市鎮是自發形成的經濟社會中心，它們與鄉村之間都維持著有機聯系。農民最理想的生活是“耕讀之家”，政府通過科舉取士，士人進城為官，退休后為光宗耀祖又回鄉村，成為紳士。當然，商人也游走于城鄉之間。這樣，士人、商人溝通城、市與鄉村，資源、文明在這三個之間雙向自由流動，均衡發展。
清末中西接觸，現代化起步。現代化所需的知識和資源來自外部世界，因而，最初的現代化事業集中于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后來即便向內地擴展，也僅波及城市，而難以深入鄉村。這樣，城、鄉之間的文明差距逐漸擴大，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嚴重地向城市傾斜。尤其是廢除科舉之后，鄉村精英流入城市后不再回流，鄉村喪失了城市文明的滋潤，趨向退化。士人、商人不再回流，也導致鄉村不再有紳士，鄉村社會治理迅速地劣質化。30年代的全球大蕭條及隨后的日本入侵，更是嚴重打擊了內外、國內的農產品貿易，農民失去收入來源，鄉村社會趨于凋敝。
彼時中國政、商、學各界都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試圖改變這種現象。國共兩黨都提出了解決鄉村問題的方案。以底層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共深入鄉村，發動和組織革命，并推翻了由于種種原因而不能有效改變鄉村局面的國民黨政府，盡管它也有一大套計劃。
除此之外，社會其他各界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其參與者主要是城市知識分子，比如，晏陽初，梁漱溟及其追隨者。他們試圖通過輸入新知識、新的治理理念，輔導、組織農民建立自治機制，從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各個方面重整復興鄉村社會。
這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的第一波知識青年下鄉運動。這場運動的特點是自發性，不論下鄉者是基于革命動機還是基于改良目標。不過，這里已經凸顯了此后所有知青下鄉運動的基本特征：鄉村被對象化。也就是說，在下鄉政策制定者——不論其為政黨還是學者——眼里，鄉村文明已經喪失生命力了，必須等待城市的革命者或知識青年來拯救。
知青運動
特定意義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指的事件發生于1960年代末的中國。
應當說，中國在1950年代就已經有一些零星的城市青年到鄉村去，或者自愿，或者由政府派遣。相對于文盲率較高的農民，他們被一律稱為知識青年。這些青年下鄉安排主要是由政治信念驅動的，旨在給農村送去先進的政治思想、科學技術，以改造落后的鄉村。但知識青年大規模下鄉運動之啟動，卻不是基于這種政治理想，而是要解決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及其可能帶來的政治問題。
1920年代的中國知識青年下鄉運動與后來的計劃體制建立之間，其實有一種隱密的關系。當年鼓動青年下鄉的學者、政治家認為，只有通過政府控制經濟、強制對經濟收益進行分配、中國鄉村退出全球經濟體系，才能解決鄉村的凋敝問題。因此，當年下鄉的學者、政治家，其實都是支持公有制加計劃經濟體制的。
但這個體制真的建立起來后，卻無法正常運轉，因為它存在種種制度扭曲。于是，從1950年代中期以來，就業問題就始終困擾著中國政府。至少部分是為了應對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建立了戶籍制度，旨在阻斷鄉村人口流入城市，搶奪城市人口的飯碗。即便如此，城市經濟甚至不能滿足自身人口繁殖新增的就業需求。文化大革命導致的經濟衰退使中國就業形勢更為惡化。從1990年代繁榮的反映大院文化的影視作品中可以看到，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們普遍無所事事。很顯然，這個人群是威脅城市社會、政治秩序的炸藥包。這個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城市青年送到鄉村，讓他們自行解決溫飽問題。于是，一兩千萬城市青年被遣送到了鄉村。
這一措施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的就業壓力和社會政治危機。至于鄉村，從這些“知識青年”身上沒有得到什么東西。同樣被饑餓折磨的農民對這些知青只有敵意，而知青們本非自愿，他們在鄉村勉強度日，唯一的夢想就是回城。有過來人這樣形容知青的狀態：沒有出路，對社會不滿，苦悶，消沉，頹廢，壓抑，絕望，“偷雞摸狗”，暴力，同居，混居，等等。
當然，上山下鄉不久，1970年中國國務院知青辦出臺政策“下鄉兩年以上知青可以作為召工對象”，這一政策導致了嚴重的腐敗現象。鄉村干部或農場干部以回城相誘惑奸污女知青的現象相當普遍，尤其是在云南生產建設兵團。因此，1970年代中期，知青的抗議活動此起彼伏。1978年底，抗議運動升級，其口號是“我們要回家”。在巨大壓力，政府倉促改變決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嘠然而止。國家計委制定1979年度的80萬知青下放計劃也被放棄了。
這些知識青年返城之后，其生活同樣坎坷。他們中的大多數只能進入當時的地方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收入比較低下。到90年代，這類企業普遍倒閉，他們構成下崗工人的主體。當然，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比較聰明而幸運，成為大學恢復招生后的第一批學生。畢業后，憑借著知青生活給他們的閱歷、經驗，他們迅速在各個領域獲得權力，成為目前中國社會的中堅。但知青經歷也同樣讓他們的心智扭曲，比如，信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生信條。中國社會目前的種種扭曲現象，也與知青一代的心智扭曲有直接關系。
功利主義時代的“新知青”
最近幾年又出現了政府采取政策鼓勵大學生成批下鄉的現象。政府出臺這一政策，同樣主要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只不過，上次是中學生，這次是大學生。
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經濟增長模式，即政府主導、投資驅動、面向出口。在這樣的政策推動下，產業結構迅速“重型化”、“高科技化”。這固然創造了較高GDP增長率，但經濟體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相對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在90年代末的經濟衰退期間，為刺激經濟，出臺了大學擴招計劃，出現大學招生大躍進。這兩個因素相碰，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出現問題，并且，隨著擴招的大學畢業生逐年畢業，問題越來越嚴重。今年又逢經濟衰退，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
為應對可能出現的社會、政治問題，政府不得不想盡辦法增加就業崗位，農村進入決策者視野。相對來說，政府在農村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就業崗位的成本還是比較低廉的，至少是在當下。政府甚至可能以為，透過這一辦法，可以改變鄉村基層治理的軟弱渙散狀態。
但是，這一新知青運動的規模注定了將非常小。鄉村的法定治理制度是村民自治，村委會人員是由選舉產生的，因而，所謂的大學生“村”官，其實只是助理而已。還有一些大學畢業生進入鄉鎮政府，但在村委會和縣政府夾縫中的鄉鎮本身的存留已成問題。因此，大學生在鄉村是沒有前途可言的。他們普遍抱著一種無可奈何的過客心理，唯一的希望是通過這一曲線途徑獲得大城市的戶籍，或者有幸進入縣市政府。但是，基層政治本身的復雜性就決定了，下鄉大學生實現其期望的可能性并不大。因而，這一輪新知青運動聲勢無法與前兩次相比，其對鄉村社會不會產生影響。
這樣算來，一百年間的三次知識青年下鄉運動，只有第一次具有理想主義成分。但不論是基于理想還是出于權宜，歷次知青下鄉運動都是把鄉村對象化，要么是把鄉村當成一個問題來解決，要么是把鄉村當成工具，要么是把鄉村當成城市的泄洪區。一個“下”字，就是城鄉關系的真實寫照。鄉村的邊緣化、對象化是中國過去百年扭曲的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特征。由于種種制度設計偏差，鄉村與城市分離、進而分割，現代化事業只集中于城市，鄉村在淪為城市繁榮的工具。在這一制度框架下，派一些知識青年到鄉村，無助于解決鄉村自身的問題，反而會制造出諸多問題。
鄉村繁榮的唯一出路是，城鄉居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獲得平等對待，資源、文明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的壁壘被鏟除，鄉村居民以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市場網絡。那時，中國經濟、社會將更為平等、公正，就業的等級色彩淡化，大學生們的出路自然就廣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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