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五千年，醇厚文字如美酒一般醉人。有一句成語“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還有一個詞“篳路藍縷”，都是專門用來形容創業之不易的。不易在哪里呢？首先是要忍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肉體上的折磨還好辦一些，挺一挺就過去了，就像發明KV殺毒軟件的王江民。王江民40多歲到中關村創業，靠賣殺毒軟件，幾乎一夜間就變成了百萬富翁，幾年后又變成了億萬富翁，他曾被稱為中關村百萬富翁第一人。王江民的成功看起來很容易，不費吹灰之力。其實不然。王江民困難的時候，曾經一次被人騙走了500萬元。王的成功，可以說是偶然之中蘊含著必然。王江民3歲的時候患過小兒麻痹癥，落下終身殘疾。他從來沒有進過正規大學的校門，20多歲還在一個街道小廠當技術員，38歲之前不知道電腦為何物。王江民的成功，在于他對痛苦的忍受力，從上中學起，他就開始有意識地磨練意志，“比如說爬山，我經常去爬山，五百米高很快就爬上去了，慢慢地爬上去也就不感覺得累。再一個就是下海游泳，從不會游泳到喝海水，最后到會游泳，一直到很冷的天也要下水游泳，去鍛煉自己在冰凍的海水里提高忍受力。比如，別人要游到一千米、二千米，那么我也要游到一千米、二千米，游到二三千米以后再上岸的時候都不會走路了，累得站不起來了。就這樣鍛煉自己，來磨練自己的意志。”他40多歲辭職來到中關村，面對欺騙，面對商業對手不擇手段的打擊，都能夠坦然面對。所以，中關村能人雖多，倒讓這樣一個外來的殘疾人拔了百萬富翁的頭籌。
中關村還有一個人可與王江民一比，年紀卻比王江民小得多，這人就是華旗資訊的老總馮軍。馮軍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讀大學時就在北京有名的“外貿一條街”秀水街給倒貨的留學生當翻譯賺外快。畢業后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有機會直接到外國賺洋錢，他卻因為不愿意受管束而拒絕了。為了追求自由自在，他寧愿跑到“村里”自己打江山。馮軍在中關村是從小生意做起的，有個“馮五塊”的外號，因為他在推銷東西的時候，老是對人說：這個東西我只賺你5塊錢。有媒體曾經這樣描述馮軍在村里的生活，“馮軍一次用三輪車載四箱鍵盤和機箱去電子市場，但他一次只能搬兩箱，他將兩箱搬到他能看到的地方，折回頭再搬另外兩箱。就這樣，他將四箱貨從一樓搬到二樓，再從二樓搬到三樓，如此往復。”這樣的生活，有時會讓人累得癱在地上坐不起來，但更需要承受的，是心理上的落差。馮軍在中關村創業，一要丟掉清華大學高材生的面子。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中關村和馮軍干一樣活兒的人，大多數是來自安徽、河南的農民，如中關村的CPU批發生意，60％以上都由來自安徽霍邱縣馮井鎮的農民把持著。一個清華大學的高材生，要成天與這樣一些人打交道，與這樣一些人廝混在一起，讓這樣一些人認可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撕去“偽裝”，真正與群眾打成一片。其次，為了讓人家代理自己的產品，“村里”那些攤主兒不論大小都是自己的爺，見人就得點頭哈腰，賠笑臉說好話。中關村那些攤主兒的素質盡人皆知，好聽的話不會多。從“馮五塊”這樣一個綽號，可以看出馮軍當時在中關村的“江湖”地位。
后來馮軍總算發達起來了，不料又遇到了新的難題，就是與郎科的優盤專利權紛爭。郎科的創始人鄧國順也是一個傳奇人物，從一個打工仔成長為億萬富翁，鄧國順只用了短短幾年時間，中間亦經受了無數的折磨。“那種煎熬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可是我們沒想過放棄。即使是累得快趴下，錢快花光的時候，我們也不過是想：沒錢了，再回新加坡打工，賺了錢又繼續搞。”鄧國順說的是他和創業伙伴成曉華幾年前一起開發優盤時的情景。現在鄧國順的朗科擁有優盤的專利，馮軍的華旗卻想來分一杯羹。鄧國順不答應，兩家就起了紛爭。馮軍息事寧人想和解，天天給鄧國順打電話，但是鄧國順一聽是馮軍的聲音就撂電話，逼得馮軍不得不換著號碼給他打。馮軍大小也是個老板，華旗在中關村雖然比不上聯想、方正鼎鼎大名，可也不是寂寂無名之輩，這樣低聲下氣地讓人不待見，還不都是為了公司的生意。這是創業者需要忍受的另一種精神折磨。
但是馮軍所受的折磨，與俞敏洪比起來，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俞敏洪是國內英語培訓的頭牌學校新東方的創始人。對俞敏洪的創業經歷，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在《東方馬車——從北大到新東方的傳奇》中，有詳細記錄。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對俞敏洪一次醉酒經歷的描述，看了令人不禁想落淚。
俞敏洪那次醉酒，緣起于新東方的一位員工貼招生廣告時被競爭對手用刀子捅傷。俞敏洪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上混，應該結識幾個警察，但又沒有這樣的門道。最后通過報案時僅有一面之緣的那個警察，將刑警大隊的一個政委約出來“坐一坐”。盧躍剛是這樣描述的：
他兜里揣了3000塊錢，走進香港美食城。在中關村十幾年，他第一次走進這么好的飯店。他在這種場面交流有問題，一是他那口江陰普通話，別別扭扭，跟北京警察對不上牙口；二是找不著話說。為了掩蓋自己內心的尷尬和恐懼，勸別人喝，自己先喝。不會說話，只會喝酒。因為不從容，光喝酒不吃菜，喝著喝著，俞敏洪失去了知覺，鉆到桌子底下去了。老師和警察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了兩個半小時才活過來。醫生說，換一般人，喝成這樣，回不來了。俞敏洪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糧液，差點喝死。
他醒過來喊的第一句話是：“我不干了！”學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個多小時，他一邊哭，一邊撕心裂肺地喊著：“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把學校關了！把學校關了！我不干了！……”
他說：“那時，我感到特別痛苦，特別無助，四面漏風的破辦公室，沒有生源，沒有老師，沒有能力應付社會上的事情，同學都在國外，自己正在干著一個沒有希望的事業……”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圍的人發怵。
哭夠了，喊累了，睡著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點還有課，他又像往常一樣，背上書包上課去了。
實際上，酒醉了很難受，但相對還好對付，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忍受了。當年“戊戌六君子”譚嗣同變法失敗以后，被押到菜市口去砍頭的前一夜，說自己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幾個人能體會其中深沉的痛苦。醉了、哭了、喊了、不干了……可是第二天醒來仍舊要硬著頭皮接著干，仍舊要硬著頭皮挾起皮包給學生上課去，眼角的淚痕可以不干，該干的事卻不能不干。拿“觀察家”盧躍剛的話說：“不辦學校，干嘛去？”
俞敏洪還有一件下跪的事，在新東方學校也是盡人皆知。那是當著幾十個人，當著自己的同學、同事，當著在飯店吃飯的不相干的外人，俞敏洪“撲嗵”一聲就給母親跪下了。起因是，俞母將俞敏洪的姐夫招來新東方干事，先管食堂財務，后管發行部，但有人不愿意，不知誰偷偷把俞敏洪姐夫的辦公設備搬走了。俞母大怒，也不管俞敏洪正和王強、徐小平兩個新東方骨干在飯店包間里商量事，搬把凳子便堵在包間門口破口大罵。王強和徐小平看見俞敏洪站起來“大義凜然”地向門外走去，還以為他是要去跟母親做堅決的斗爭呢，誰知這位新東方學校的校長、萬人景仰的中國留學“教父”，“撲嗵”一聲，當著大伙兒的面，給母親跪下了。弄得王強和徐小平面面相覷，目瞪口呆。
王強事后回憶說：“我們期待著俞敏洪能堂堂正正從母親面前走過去，可是他跪下了。頓時讓我崩潰了！人性崩潰了！尊嚴崩潰了！非常痛苦！”一個外人看見這樣的場景尚且覺得“崩潰”，覺得“非常痛苦”，那么，作為當事人和下跪者的俞敏洪會是什么樣的感覺呢？
現在大家都知道俞敏洪是千萬富豪、億萬富翁，但又有誰知道俞敏洪這樣一類創業者是怎樣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呢？他們在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道路上，付出了怎樣的代價，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忍受了多少別人不能夠忍受的屈辱、憋悶、痛苦，有多少人愿意付出與他們一樣的代價，獲取與他們今天一樣的財富？更有甚者，當初江蘇名佳企業董事長張正基創業時，因為違逆了父親的意思，甚至被父親告到稅務局，說他偷稅漏稅，父子因此而3年斷絕往來，你知道其時張正基的心情嗎？
對一般人來說，忍耐是一種美德，對創業者來說，忍耐卻是必須具備的品格。電話大王吳瑞林(僑興老板)當初創業失敗，“走在路上，平時笑臉相迎的鄉鄰竟然一夜之間形同陌路，不斷有人在我身后指指點點。沒多久，孩子們就哭著回家告訴我，老師把他們的位子從第一排調到最后一排去了，學校里的同學也不和他們玩了。”吳瑞林不得不帶著家人，“選擇了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悄悄離開”，離開了生他養他的故鄉。指甲鉗大王梁伯強一次次創業，一次次辛苦累積財富，而每一次點滴積累的財富最后總是被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原因”剝奪，擱一般人早發瘋了，可梁伯強都忍下了。現在他是一個成功者。
老話說“吃得菜根，百事可做”。對創業來說，肉體上的折磨算不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是致命的，如果有心自己創業，一定要先在心里問一問自己，面對從肉體到精神上的全面折磨，你有沒有那樣一種寵辱不驚的“定力”與“精神力”。如果沒有，那么一定要小心。對有些人來說，一輩子給別人打工，做一個打工仔，是一個更合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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