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5月4日，當北京大學等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匯聚在天安門前時，他們或許沒有想到，自己正在開啟一個新時代。
90年歲月滄桑。當年在天安門前高呼口號的熱血青年早已作古，但他們不畏當局鎮壓的勇敢身影和呼喚“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自由精神，鑄就了一座后人至今難以超越的豐碑，成為中國民主、科學、進步和愛國的標志。
作為幾代中國人最大的精神遺產，五四運動歷經90年起伏跌宕仍青春不老。圍繞五四運動所展開的政治宣傳和學術爭議也從未中斷。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她在不同時代經歷了怎樣的歲月洗禮？她在追名逐利、少談國事的當代還能發揮什么作用？
一般認為，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而引發的北京學生游行示威活動，以及從當年6月3日開始的全國性罷工、罷市運動。結果北洋軍閥當局被迫釋放被捕學生并滿足學生部分要求，運動以學生的勝利而告終。
狹義的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平民參與政治活動的先河。當時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認為，五四運動的意義首先在于其“直接行動”精神。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也強調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
廣義的五四運動則包括五四前興起、后來繼續發展的新文化運動。人們如今所談的五四精神一般是指廣義的五四運動。這一精神主要包括思想解放、民主科學和愛國圖強。
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對傳統求解放。胡適、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大力批判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反對舊道德，反對文言 文，主張向歐美學習，向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學習。他們的鼓與呼深刻影響了當時的青年和輿論，迎來中國思想文化由古代向現代轉型的第一個高峰。
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大背景下，五四運動首先是一場愛國圖強的政治運動。但后來的人們提起五四，往往更多想到的是“德先生”和“賽先生”，說明民主與科 學才是五四運動的精髓。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先驅不僅倡導民主制度、民主觀念，也倡導人權、自由、法治和“創造精神”。1915年9月，陳獨秀在標志新文化 運動興起的《青年雜志》創刊號上向社會疾呼：“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不久，他又生動地按照外語發音將民主與科 學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強調“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之后，以30年為界 線，中國歷史恰好經歷了三大時期：第一個時期從1919年到1949年，在連綿戰亂、政權幾經更迭之后，中共成為中國的主宰；第二個時期從1949年到 1978年底，在短短幾年的社會穩定之后，中共開始一次次的政治運動，直至發動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經信仰“德賽二先生”的五四青年毛澤東登上 “萬壽無疆”的神壇；第三個時期從1979年到現在，在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經濟實現騰飛，中國崛起成為全球話題。
1921年，在蘇 聯控制的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成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即中國共產黨。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和李大釗不僅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 中共，還通過發表文章，將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解讀成五四運動的最大成果，將中共封為五四運動的正宗傳人。五四運動因此變成中共誕生的搖籃。
作為一名積極投身五四運動的青年，毛澤東對五四情有獨鐘。他不僅在中共影響力擴大后把五四定為中國青年的節日，還把五四運動說成是中國近代和現代歷史的分水嶺，是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這個革命的前途不再是歐美式的資本主義，而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
但成為中共領導人后的毛澤東強調的是五四運動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再是“德先生”、“賽先生”。即使在1949年中共建國后，毛澤東的革命熱情也 絲毫未減，直到文革中鼓動紅衛兵象五四青年那樣起來造反、“破四舊”，將五四倡導的民主科學和中國傳統文化蕩滌一空，把中國帶到經濟崩潰、文化滅絕的邊 緣。
中國大學犬儒主義盛行
1979年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經濟建設成為中心，社會穩定壓倒一切。毛澤東推崇的革命不僅 風光不再，甚至和民主、人權一起成為政治禁忌。官方對五四精神的解讀也從革命變成“愛國、進步”。1989年北京學運后，官方基本不再舉行活動紀念五四。 即使主流官方媒體發表紀念五四的文章，也只強調五四運動的愛國特性，呼吁當代青年要在中共領導下建設小康社會，很少再提五四時期學生游行示威、火燒趙家 樓、痛打章宗祥等曾被中共頌揚的革命行動。
同時，官方通過保留和提升大學的行政級別，鞏固計劃經濟時代建立的“官學一體”體制。這種給大學校長、管理人員以及一些教授“戴官帽”的做法在有效維護大學穩定的同時，也把大學變成了缺乏獨立精神、缺乏學術自由、追名逐利的官場。
今年4月25日，1960年畢業的北京大學校友任彥芳在紀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談會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寫的懷念 北大、發揚五四精神的文集《夢縈未名湖》，上級要求出版社刪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書也由50萬字變成30多萬字。原本以為審查過關了，但在付印 前，北大出版社又接到中宣部一名官員的電話，要求停印。于是，這本由國學大師季羨林題寫書名的文集還是胎死腹中。
任彥芳在座談會上憤怒 地說：“我為北大感到恥辱，北大到今天這樣，還有知識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獨立人格嗎？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還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嗎？五四時代的北 大，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這里有思想的自由，這里有獨立的品格，這里言論出版自由。”“當年的北大與今天北大，從出這部書上便成了鮮明的對比。這部 書的被命令不許出版，是文化專制者對憲法規定法言論出版自由的粗暴踐踏。有這種任意踐踏，還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嗎？”
任彥芳還質問：“五四運動90年了，我們不在五四這天紀念，卻改在4月25日集會，這讓我們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來嗎？”
事實上，五四時期蔡元培校長在北大實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早已成為絕響。1949年后，官方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文革等運動， 不僅在大學建立起完善的思想監督體系，而且用行政級別把大學本身也變成計劃經濟的一部分，使大學成為政治的附庸。這種定位導致中國大學犬儒主義盛行，一名 大學校長不要說效仿蔡元培的辦學方針，就連“自由”這兩個字都不敢輕易出口。
更讓人沮喪的是，1949年以后連綿的政治運動、思想清 洗，以及大學的“官本位”和學術造假，使中國知識界無論在傳統國學還是現代西學，都再也產生不出陳獨秀、胡適、魯迅、辜鴻銘、錢鍾書那樣大師級的領軍人 物。這不僅是中國文化的悲哀，也是知識界難以繼承五四啟蒙使命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知識界、輿論以及官方對于五四精神的缺失和體制的 弊端心知肚明。但對當今大多數人來說，與經濟增長和生活改善相比，五四精神顯得有些形而上，更象是書齋里的泛泛空談。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利益和流動空間讓 多數人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們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忙碌中既對官方的政治宣傳不屑一顧，也與五四精神漸行漸遠。
但正如毛澤東所說：“ 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經濟增長和物質利益不可能是公眾永遠追求的唯一價值。90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呼喚的民主、科學、平等、自由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公眾長 期遺忘。今天的中國當然不需要熱血青年去“火燒趙家樓”，而應該全面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傳統和西方文化，創造出能為社會持續進步提供支撐的精神食糧。從這個 意義上講，勇于創新的五四精神更值得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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